以北京市近郊的两个大型居住区——回龙观和天通苑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了有关居民上班出行的原始数据。基于对职住空间关系、上班出行距离、上班出行交通时间和预留时间的分析,探讨了两个大型居住区居民上班出行的基本特征,认为只有最大限度地减少“职住分离”,加强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才能更好地满足两居住区居民上班及其他出行的需要。

本文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对城市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借鉴国外的支付能力指数测算了居民的区位支付能力水平,分析了居民的主要活动场所以及居民为满足其社会属性对区位的选择,还分析了居民的迁居意愿和社会排斥情况。结合分析结果,本文从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合理化的角度得出了相关结论并给出建议。

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传统的供水方式正面临严峻挑战,雨水利用这一古老的水资源利用技术,被实践证明是解决城市水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与城市其他不透水面集雨利用相比较,屋面收集的雨水水质高,因此屋面集雨利用系统在世界上被广泛应用。本文建立了居住区屋面集雨利用潜力的计算方法,并据此计算出北京2002年～2007年居住区屋面依据实际年降水量和多年平均降水量可收集的水量分别为2.16亿m3和2.75亿m3,雨水利用对家庭生活用水的节水效率分别为7.2%和9.3%。通过分析影响北京雨水利用的因素,预测了2020年北京居住区屋面可收集水量与不同情景下的收集利用量。最后针对北京雨水利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

居住空间为个体日常活动的最基本载体,迁居带来新的空间环境,也将会对居民日常活动安排和出行模式产生巨大影响。以昆明市呈贡大学城为例,运用迁居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构建个人属性、公共服务设施与活动-出行行为间的关系模型,重点剖析迁居前后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对居民活动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居民形成了以小汽车为主导的通勤结构模式,迁居前和迁居后居住地公交站及地铁站的密度对其影响都不明显;控制社会经济属性后,公共服务设施直接影响个体活动行为,提高商业设施或文体娱乐设施的密度会促发居民参与非工作活动,且新居住地服务设施配置还会通过作用于迁居前个体行为而间接影响现在的活动和出行行为。

郊区大型居住区是我国郊区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型居住形态,为缓解城市内部人口和功能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由于过快开发、缺乏规划等原因出现的问题众多。以北京典型郊区居住区回龙观为例,从迁居行为角度探讨大型居住区的社会空间形成,以折射我国郊区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郊区大型居住区的形成是政府、单位、开发商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转型期影响居民迁居的主要推力和限制因素是家庭纽带、政府政策与经济能力;快速郊区化过程中建立的这类社区内部居民成分复杂、流动性强、社区意识较为薄弱,居民生活与城市中心及近郊内沿的联系紧密,地区吸引力有待增强。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居民居住状况的调查分析发现,当前城市居民的基本居住状态受到当代社会科技快速更新、经济全面发展以及信息化广泛拓展等要素的影响,在多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满足核心家庭需要的小户型、偏好北部的方位选择以及居住环境中网络条件重要性趋势的增强等。由于居住的传统稳定属性,当前居民居住状态仍然处于缓慢的变动状态,而受到时代外在因素尤其是信息化因素的作用,城市居民居住状况长期的发展趋势可能表现为对网络和信息条件的更加注重以及工作地与居住地的进一步分离。

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向和强度不仅反映了农户的经济行为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农业的发展方向。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2003年的116个农户调查问卷为基础,对大城市郊区农户生产要素投入特征及其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由于预期收益不同,农户在各产业的劳动力投入数量、质量、物质投入水平和组合结构具有很大差异。在劳动力质量和数量投入方面,根据建立的劳动力质量投入模型进行计算,平谷区农户劳动力质量投入水平非农产业要高于农业产业,经济作物要高于大田作物,具体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非农产业、其他经济作物、畜牧业、菜地、果园、大田作物,同时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在农业内部从大田作物向经济作物转移的趋势明显...

以福州市金山新区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了有关居民出行的原始数据.对金山新区居民出行特征的一系列指标如出行次数、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出行的时间和距离等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区人均出行次数为2.82次.d-1;生活性出行比例偏高,达到了43%;出行方式以公交车出行的比例最大,达到了25%;出行一次平均时耗36.66 min,平均出行距离4.68 km.

ＴＯＤ建成环境塑造是ＴＯＤ空间规划和管理的关键。以北京为例，对ＴＯＤ区域建成环境对居民和乘客活动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数据，通过构筑居民就业地选择、购物出行和休闲娱乐出行等三种活动和出行的ＬＯｇｉＴ选择模型，定量分析了ＴＯＤ土地利用、交通设施、街巷格局、商业设施等建成环境要素对居民活动和出行的影响。

北京作为一个大都市,它不但是知名旅游目的地,同时也是国内外许多重要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客源地。然而在我国以往对于以城市为单位的出游群体的研究中,一直缺乏对北京这样一个特大型旅游客源地居民旅游行为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选取北京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并分析他们的旅游产品偏好,旅游时间段选择及对“黄金周”出游的态度,旅游消费价值观,旅游感知,对目的地的评价及其依据等深层次的问题,获得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结果。

【目的】居住区宅旁绿色空间是最接近居民生活并为居民所使用的绿色空间，既有生态美学价值和保健功能，又能对住宅的低层住户空间起到遮蔽作用，具有一定的安全性。本研究通过构建城市居住区宅旁绿色空间质量评价指标，分析建成年代和空间类型对宅旁绿色空间质量的影响，旨在为未来科学建设居住区宅旁绿色空间提供理论支撑。【方法】以北京市不同建成年代的居住区宅旁绿色空间为研究对象，从宅旁绿化空间树种组成、空间结构、美学特性、保健功能4方面，构建居住区宅旁绿色空间质量评价指标。通过简相关分析，从15个指标中筛选出9个用于质量评价的主要指标，并通过主成分分析降维构建3个质量评价指数，并确定各指数和指标的权重，进一步通过指数综合得分与所筛选指标间的关系对不同建成年代的居住区宅旁绿色空间质量进行分析。【结果】（1）居住区宅旁绿色空间质量受结构、树种组成、美学效果3个主成分影响，各成分对其空间质量的影响程度依次为30.34%、24.27%、22.26%。（2）中间型居住区的绿色空间综合得分分别高于新建型居住区和老旧型居住区1.60%和8.34%，但建设时间对居住区宅旁绿色空间质量的影响在统计学上未达显著水平。（3）绿色空间类型对宅旁绿色空间质量有极显著的影响，综合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宅间组合式、自然群落式、规则成林式、宅旁紧贴式。（4）空间尺度及植物配置方式的不同是造成绿色空间类型间质量差异的主要原因。【结论】类型和结构对居住区宅旁绿色空间质量有显著影响，居住区建成年代对其质量无显著影响。宅旁绿色空间质量主要取决于绿色空间结构、空间协调度和视觉质量。植物视线遮蔽度、相对空间垂直绿量对绿色空间结构质量的贡献较大；色彩丰富度、树种多样性对宅旁绿色空间质量有正向促进作用；植被与建筑空间协调度在一定范围内对绿色空间质量有积极影响。在设计与建设居住区宅旁绿色空间时，应重点考虑宅间组合式、自然群落式、规则成林式的空间类型，少用或不用宅旁紧贴式。在住宅建筑高度一定的情况下，适当扩大宅旁绿色空间的宽度，保证空间协调度处于较好水平，并采用乔-灌-草近自然复层种植结构，合理分配乔木、灌木数量比例，在满足空间结构、功能的基础上，兼具视觉美感与景观效应。

从社会空间的视角研究邻里关系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的重要课题。本文利用针对北京回龙观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郊区大型居住区的邻里关系及其与郊区社会空间再生的有机联系。作为典型的郊区大型居住区,回龙观的邻里交往较为浅层化但居民具有较高的交往意愿,邻里互助情况较少但具有很强的互助意愿,居民整体责任意识、社区参与和维权意识强烈。入住小区初期的集体采购、日常生活中的维权和文体活动、"童子军"外交和依托社区网的互动方式使居民相互之间维持了较好的邻里关系。邻里关系与居民受教育程度、入住小区时间长度及有

从社会空间的视角研究邻里关系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的重要课题。本文利用针对北京回龙观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郊区大型居住区的邻里关系及其与郊区社会空间再生的有机联系。作为典型的郊区大型居住区,回龙观的邻里交往较为浅层化但居民具有较高的交往意愿,邻里互助情况较少但具有很强的互助意愿,居民整体责任意识、社区参与和维权意识强烈。入住小区初期的集体采购、日常生活中的维权和文体活动、"童子军"外交和依托社区网的互动方式使居民相互之间维持了较好的邻里关系。邻里关系与居民受教育程度、入住小区时间长度及有无互助经历等因素相关。对社区形成起到更直接作用的是居民在社会生活方面的互动,这种互动基于实体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提供的平台,以及通过固化居民间的联系而萌生社区文化。回龙观居民在脱离原居住地社会关系网络背景下,通过邻里关系在郊区大型居住区构建了新的社会关系,改善了郊区社会空间的破碎化状况,促使社会空间再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出行方式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日益多元化,特别是在一、二线城市中,网约车作为新兴出行服务方式在市场上展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通过构建城镇居民出行需求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模拟居民出行需求的变化,同时将网约车相关数据与其他公共交通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网约车的出现使得城镇居民出行方式得以丰富,替代了部分出租车需求,并使居民的出行消费理念发生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出行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