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4和2008年经济普查细分行业数据,本文利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行政垄断、外资比重、生产效率和市场垄断等因素对制造业行业工资水平以及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变动趋势。研究发现,2003~2008年,制造业行业收入差距逐年缩小,行业间人力资本差异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且贡献趋于上升态势,行政垄断、企业平均规模、外资比重、资本密集度和盈利能力的影响排在第二梯队,行业贸易开放度的影响一直较小,而市场垄断程度和行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的重构。本文基于中国省区尺度的制造业数据,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期间的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的变化趋势和特征。总体上,现阶段中国的制造业地理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然而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依赖于特定自然资源投入的产业,地理集聚程度相对较低,而依赖大量中间产品投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理集聚度则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是外资主导并且以出口为主,高度集中在沿海省区。中国的产业集聚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产业地理集聚程度上升进入了加速期,地理集聚程度在2004年左右达到顶峰。本文回顾了...

探讨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可以为改善人力资本不平等、促进弱势儿童发展以及缓解代际传递等重要话题提供经验证据。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2-2018年四轮数据,文章测算了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系数及其变化趋势,并估计了不同环境变量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度。研究发现：近20年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呈现下降趋势；而教育机会不平等也在2018年呈现较大降幅。其中,户口和父亲受教育年限是贡献较大的两个环境变量。随着时间推移,户口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解释力度逐渐减小,而父亲受教育年限的解释力度逐渐增大。从教育质量的角度出发,近年来家庭背景因素在解释上重点大学的机会不平等中占据主要地位。纳入努力变量的结果表明,努力的贡献度在2018年更高,即通过努力来消解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然而,努力仍未在高质量教育获得中发挥重要作用。文章较为全面地描绘了中国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动趋势及其成因,为下一步在教育事业深化改革过程中推进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制造业是集群特征最为明显的产业。本文利用Ellision和Glaeser建立的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和自定义的五省市集中度对中国20个制造行业1993、1997、2002、2003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结果表明,1993—1997年集聚程度有所下降,1997—2002—2003年集聚程度呈增长趋势。集聚程度的提高是主要的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集聚程度由高到低的行业分布依次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地域分布极不平衡,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五省市集中度很高,西部边远地区则远远落后,两极分化严重。总体上看,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与工业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

本文试图考察在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增加情况下,资本深化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增长的反向作用。鉴于我国技术进步具有要素偏向性,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时加入有偏技术进步假设,发现在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要素投入的条件下,资本深化会加深对就业的负向冲击。并利用wind数据库公布的中国制造业2383家上市企业2007-2018年数据,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验证了这点,结果发现:(1)在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要素投入时,资本劳动比增长率提高会降低整个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技术进步吞噬就业。但是,资本深化对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就业增长作用呈反向趋势。(2)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该反向变动趋势加强。这意味着,在技术进步和制造业深度融合过程中,劳动者需不断提高自身技能,提高就业竞争力;企业和政府配合提供培训支持,防止工人由于技能不匹配而导致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下,选取制造业19个行业,以省份作为区域单元,采用绝对和相对地理集中指数两个指标,构建了1980-2011年25年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我国制造业和三种不同类型产业的地理集中变动趋势。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变化趋势表现为分散-集中-分散三个阶段;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分散-集中-分散走势,中度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势出现分化,典型资本密集型产业,除化纤制造呈现出分散-集中走势外,其他产业分散和集中趋势不明显。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 of all kinds of industrial clusters.The paper measures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China's twent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1993,1997,2002 and 2003 by means of the index of industry concentration constructed by Ellison and Glaeser and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the regions whose manufacture sales incomes rank the top five.The conclusion indicates that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descended from 1993～1997 and ascended from 1997～2002～2003.The raise of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is the main development trend.The industries ale sorted 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y—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y—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by the descending agglomeration degree.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is sharply unbalanced and polarization is serious.As a whole,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a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industry growth.

使用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文章考察了教育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以及它们如何随着队列推移而变动的趋势。主要有两点发现:第一,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教育结果不平等程度均随着队列的推移而上升,但幅度呈减弱的趋势;该上升态势的原因主要在于,随着队列推移,初中升高中这一转换层级上的机会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同时,处于该层级转换的人口比例提高、通过该层级转换的预期收益增加使得该层级的重要性也不断上升。第二,在所有队列中,男性的教育结果不平等始终低于女性,这主要是由于女性在不同转换层级上始终面临着更大的机会不平等,而各级转换重要性的性别差异随着队列推移已趋于消失。最后讨论了文章所具有的方法论和实质意义。

相对工资差距指的是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针对这一现象,文章实证分析了中间产品贸易对我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产品进口贸易与中间产品出口贸易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产生了正向影响,起到了扩大相对工资差距的作用,并且发现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大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

本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71个制造业的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实证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产成品进口关税和有效保护率的下降显著地降低了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另外,外资开放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均衡有着不利影响,而出口导向程度的增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收入分配效应。采用不同的工资不平等度量指标并不会对基本结论产生影响。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机制在于其提高了企业生存门槛,降低了行业内生产率差异,进而反映为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减小。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贸易自由化对我国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外学者从多个角度测量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状况,由于采用数据和方法不同,所得结论也不同,甚至相反,这为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带来了困难。本文综述了中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不平等测量的结果,以反映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并认为中国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各社会阶层间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呈迅速扩大的趋势,中国已从一个收入较平等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

本文利用中国２００４至２００９年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和２８６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以历史集聚特征作为工具变量的经验研究发现，就业密度对制造业企业职工工资的影响呈倒Ｕ型，同时市场潜能对制造业工资具有正影响。进一步根据企业区位进行分组分析发现，就业密度对东部地区企业工资的影响呈倒Ｕ型，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工资水平未见显著影响；市场潜能对不同分组的企业工资水平都具有正向作用。最后，本文从经济集聚视角就缩小工资差距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间产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是国际贸易影响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工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从R&D资本存量丰富的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及其技术溢出对中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物化型的技术溢出,中间产品进口既通过实现熟练劳动力与国际先进R&D资本互补效应,又通过技能偏向的知识学习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加剧了工资不平等。随着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工资不平等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文章利用多种创新活动代理变量和集聚度测算指标,考察了1997—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行业和细分行业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度及其演进趋势,同时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对制造业创新活动空间演进趋势做出解释。结果表明:(1)1997—2016年,制造业创新活动的集聚度始终高于生产活动的集聚度;(2)从全行业的角度看,创新活动的集聚度持续上升,这不同于同时期生产活动集聚度"倒U"型的演进轨迹;从细分行业角度看,绝大多数行业创新活动的集聚度也是持续上升的;(3)1997—2016年,中国制造业创新活动的"核心区"有所调整,且广东、江苏、浙江和山东的核心地位仍在不断强化。东部地区优越的"第一天性"、基于收益递增思想的循环累积效应以及集聚外部性是促成中国制造业创新活动持续向东部地区集聚的主要原因。

本文基于2002—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采用恩格尔曲线法考察流动人口消费不平等的变动趋势。实证结果表明，在修正度量误差的基础上，2002—2018年流动人口消费不平等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07—2013年扩大1.3倍；从群体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雇主提供社会保险、短期居留、35岁及以下的流动人口消费水平的分化更为明显。同时，流动人口消费不平等的成因也发生改变，工资水平对消费不平等的解释力度逐渐下降，个体特征则明显增强(由2002年的14.8%升至2018年的41.4%)。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加强需求侧管理，调节消费领域不平衡问题，挖掘流动人口消费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