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利用主成分方法构建了各省区的年度制度指数,设计了制度的工具变量,即各省区的矿产资源禀赋和海外市场接近度,然后利用回归方程分析了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化导向的制度变革直接推动了我国省区的经济增长。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并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例,本文确定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子,将其与金融深化的指标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组,探讨了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传导渠道。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因素是中国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三条显著的内生传导渠道,资本积累是金融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传导渠道;技术进步并不是显著的影响渠道;同为金融深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主体,金融中介的作用明显要大于金融市场。

文章针对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技术生产部门和制度创新部门三部门构成的经济体系,引入制度因子作为内生变量,建立了一个三部门消费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型;从动态优化的一阶条件中导出了经济系统在非均衡状态下经济要素对制度因子的影响规律,得出了在均衡状态下的均衡解和相关的经济规律。

本文将制度变迁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刻画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求解了社会计划者问题的均衡解,并对解的经济含义进行了讨论。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可以通过合理配置人力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 ,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 ,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说。 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 ,无疑再次对发展经济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近二十年来发展 ,是否真正使发展经济学摆脱了以往的困境 ?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 ,对现有文献进行一个简单的讨论。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 ,进而对将来的理论进展提出一些看法。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制度首先影响的是资本与劳动,并将资本和劳动作为制度发挥作用的载体,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本文尝试将制度分别纳入资本与劳动中,刻画制度首先作用于资本与劳动上,使二者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而后带来产出总量增长的内生增长模型。

本文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引入医疗保障制度因素,分析了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同时,文章还收集了包括OECD组织国在内共40个国家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了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证实了理论模型的有效性。研究认为,医疗卫生支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医保制度覆盖率的提高有助于抑制这种负向影响,其中公共医疗保障制度主要抑制了医疗卫生支出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而商业健康保险制度则显著抑制了医疗卫生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通过中介效应和机制检验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两种制度对医疗卫生支出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来实现。

本文利用资本产出比这一指标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并对影响资本产出比的因素进行探讨。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内生增长模型比新古典模型更适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投资率在中国经济转轨的两个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长期来看,投资率的变化不会影响中国的资本产出比,FDI的增长提高了资本产出比,而人力资本的增长有助于促进资本产出比的下降,从而得出了:维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的内生技术力量的结论。

通过回顾和比较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并以此为计量模型,以人力资本存量指标划分区域,来分析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人力资本类型区域中,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度是不同的,政府应采取差异化区域人力资本政策。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会产生溢出效益。溢出效益使生产呈现规模收益递增,实现经济内生增长。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文章通过建立内生结构模型,用1997～2006年中国大陆各省、直辖市的Panel Data,从动态系统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的规模效应有利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下降。(2)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不存在倒U关系。(3)防止经济过热可能有助于减少能源的消费水平。(4)第二产业发展与能源消费弹性关系不显著,而第三产业发展则与能源消费呈显著的负向弹性关系。

新贸易理论认为,内生于进口资本品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技术溢出的水平和程度直接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采用中国1978~2005年的进口设备数据对进口资本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进口设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但是进口设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到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的影响。同时,地区间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的差异使得进口设备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

The paper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investment and sourcing mechanism on its economic growth with a structural model in which aggregate output and investment are treated as endogenous variables.Our estimates using the methods of indirect least squares show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output and investment supporting the hypothesis that China's growth are almost fully attributable to its capital investment.However,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it is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s regarding investment ownership diversificatio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that supported China's lasting growth in the past two decades.Our empirical tests also produc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a's output growth and its level implicating that growth convergence is applicable to China.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根本上在于: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是,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而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显然,在微观行为机理以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了很大的发展;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就要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新近发展起来的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以及理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直接推动经济体制转型深化的内在动力,而经济转型虽然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影响作用,但这种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在制度与增长二者关系中,制度虽然是影响增长的长期重要因素,但这种影响却不是决定性的;而恰恰相反,增长对制度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这说明制度创新在增长的大背景中更易达到,而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本文旨在评价改革 2 0年来经济增长的整体状况 ,从生产要素、制度变革、结构变动、外部环境等方面分析高速增长的原因 ,判断这些因素的剩余潜力 ,研究制约经济增长的内外部因素 ,从而对中国在今后 2 0年中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作出判断。本文认为 ,资本形成加速对过去的高速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更重要的贡献来自制度变革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方式转换的挑战 ,今后 2 0年经济可能保持平均 6 4%的中高速度增长 ,但这取决于若干深层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