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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教育学报  [作者] 梁卿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仅从事沉思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人有可能获得幸福,以工匠、技师等为代表的创制者群体也有获得幸福的可能。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看,创制者幸福的实现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创制者幸福的本体价值,二是为他人和城邦幸福提供支撑的工具价值。从创制者幸福的本身特点来看,创制者获得幸福的前提是其自身具有伦理德性、推算的理智德性和认知的理智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些德性的形成依赖于教育。因此,教育在创制者获得幸福的过程中起着奠基的作用。
[期刊]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作者] 陈斯一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最后两卷提出对于理想政体的设想,其中关于政治教育系统的安排是建构理想政体的核心问题,诗乐教育在理想政体的政治教育系统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青少年品格与德性的培养就是通过诗乐教育(包括诗歌教育和音乐教育)来完成的。本文从最佳政体和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入手,结合《政治学》第七卷、第八卷和《诗学》的相关文本,尝试对亚里士多德的诗乐教育理论予以完整重构。
[期刊]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作者] 张培均  
"教育"几乎贯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全书,尤其集中于最后两卷(卷七后半部分和卷八)。一般认为,与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王制》中主要谈论哲学教育不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主要论述公民教育或政治教育。不过,亚里士多德在论教育时又特别重视"闲暇",认为闲暇"自身就有快乐、幸福以及享福的生活",这与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静观"之自足的描述极为相似。从这个角度看,亚里士多德的"闲暇"教育也指向哲学教育。本文将首先分析教育在《政治学》文本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教育与政制的关系,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教育的一面;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政治学》中教育与闲暇的关系,并结合《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相关论述,挖掘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教育之可能。
[期刊] 教育学报  [作者] 周兴国  
亚里士多德把羞耻定义为"一种由于做了或正在做或将要做似乎有伤自己名誉的坏事而引起的苦恼或不安的情绪"。羞耻因行事卑劣而被行为者自己所看重的人视为可耻而产生,其构成包括行为的发生、他人的道德评价、行为者的自我认知、情感意向以及痛苦与不安的情感体验。羞耻产生于可耻的事情,同时会对个体未来的行为倾向产生影响。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启发我们,培养羞耻感虽非教育的最终目的,却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而知耻则是羞耻感产生的重要条件。羞耻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功用,因而其教育的意义亦有其限度。
[期刊] 教育研究  [作者] 刘良华  
古典西方教育哲学分为两个阵营: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组建他的"理想国",按照"理论理性"设计他的"政治哲学"和教育方案;柏拉图坚持"哲人王"统治、公产制和道德教育。亚里士多德虽然坚持了哲学对政治的指导,但他看到了哲学对政治的危险,按照"实践理性"的优先性开创了不同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的"政治科学"以及相关的教育方案。亚里士多德重视轮流制、私有制和法制教育。
[期刊] 经济纵横  [作者] 李秀辉  
商品交换是货币分析的基础,对商品交换形式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货币分析的两种传统,即以马克思为起始,将货币看作交换的起点和终点,“货币是增殖工具,是为了获得更多货币”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分析传统,以及以斯密为起始,将商品看作交换的起点和终点,货币只是交易中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传统。商品交换四种形式的区分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两种货币分析传统都受其直接影响。基于两种货币分析传统的文本分析,从亚里士多德的视角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货币分析以自然经济条件的物物交换为基础,导致其论证逻辑中实质上没有货币的位置,因而难以解释经济现实。马克思明确意识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批判和超越,从商品分析到货币分析再到资本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实质,并能对当代的经济现实给予科学解释。
[期刊] 浙江社会科学  [作者] 蒲德祥  张雯  
马克思哲学具有丰富的幸福内涵,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哲学有着内在的继承、超越关系。马克思以“幸福”“实践”和“生活”三个概念范畴修正了“伦理—政治”幸福哲学传统的基本范式,开创了“劳动—社会”的幸福哲学。对幸福概念的修正,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代替人的自我实现作为幸福哲学的首要条件和内在动力,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人类幸福的内在尺度和标准;对实践概念的修正,以劳动实践代替德性实践,使劳动实践成为人类幸福的普遍本质活动;对生活概念的修正,用社会生活代替了狭隘的政治生活,使社会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理论。与传统的自我实现—德性实践—政治生活不同,马克思构建了自由全面发展—劳动实践—社会生活的全新理论。
[期刊] 教育学报  [作者] 何芳  康永久  
品格教育把美德视为一套自身即善的客观道德真理,从预先设定的真理标准出发,使儿童接受并且按照美德所要求的行为来表现。这种致力于养成儿童特定道德品性的教育,经常将儿童置于一个自我压抑和分裂的世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虽然经常被认为是品格教育思想的来源,但它并不是从道德的标准中理解道德,而是从人们对道德的追求中理解道德。在这里,一切道德行动的真正开端,就在于人的实践活动是为着一个美好的生活去努力。这样一种实践着的道德知识或品质,是客观的道德规则及其内化实践无法涵盖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一个好的道德实践,就在于其实践的状态和方式合乎逻各斯。这一实践哲学提示我们,道德教育本身的品质是由道德教育的实践理性决定的,而不是由预定的美德或规范决定的。因为它从感觉经验出发完善道德,因而始终具有发生学意义。
[期刊] 教育学报  [作者] 王卫华  
实践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具有特定的涵义。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对它的实践性的理解应超越与理论相对的简单判断,从实践自身的内涵以及它与理论和生产的相互关系中,可以将教育的实践性理解为:教育应该以其自身为目的;教育不是生产,但离不开生产的技艺;教育不是理论,但理论是最高的教育实践。
[期刊] 教育学报  [作者] 黄藿  
亚里士多德的《创作学》(或译为《诗学》),是西方美学理论的基础,全书讨论悲剧创作相关的形式与实质的条件,为悲剧与其他文类创作提供了理论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与其师柏拉图贬抑诗人与艺术的立场相左,主张以一种客观超然的眼光来看待诗人与剧作家的角色,把文艺创作,尤其是古希腊流行的悲剧,尝试从新的角度来定义:悲剧是透过戏剧行动的模拟,表现戏剧行动者的崇高品格,以完整的布局,宏伟的体裁,让每个组成部分,分别运用令人玩味的语言,以表演而非叙述的方式,透过哀怜与恐惧的受难事件,完成情绪与情感的发散与净化。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最重要的功效是具有的疗愈与净化心灵的功能。悲剧反映的人性真实面,因悲剧行动事件所引发的哀...
[期刊] 经济师  [作者] 东杰夫  
孔子与亚氏关于"中"的思想是东西方人异曲同工的思想产物,二者几乎产生于相同的历史时期,虽然二者对"中"的界定和阐述不同,但目的相同,并且在理性精神和思想方法方面都有大同小异之处。与此同时,孔子和亚氏的思想对东西方人们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模式也产生了影响,并且对世界文化的推进也起到了影响性的作用。时至今日,二者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并且对时下人们关注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给出了一种恰当的处理方式。
[期刊] 中国成人教育  [作者] 杨阳  
"慕课"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发展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大规模开放式线上教育课程,"慕课"引发了新的教育手段革新,其发展趋势已不可阻挡。为了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教育者及学习者都有必要理解"慕课"的本质内涵,从而更好地发挥慕课的价值功能。以分析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理论为视角透析"四因说"思想内涵下"慕课"的本质属性。
[期刊]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作者] 田伟松  张晓光  
悲剧性过错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中具有丰富的形而上学意蕴。首先,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情节的强调体现了他对生命层面的观照;他关于剧情"合理性"为"合情性"服务的思想,以及对过错故事题材数量偏少这一特点的指出,构成了对道德化解读的反驳。其次,过错的血污特征可从悲剧效果角度进行理解,它具有希腊民族心理层面的形而上对应性及治疗功能。最后,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中性情与宿命的悖论性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反映出亚里士多德在理性理论深度和悲剧过错本身的含混性之间寻求平衡,这意味着悲剧性过错在道德反省上具有微弱的意义。
[期刊]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王羽飞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①中指出,由于历史现象中因果关系的混乱,常见的历史无法记载一个完整的行动,而悲剧作家可以虚构出一个有明确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动,反映可能或必然的原则,因此,悲剧比历史更具哲理也更有价值。波利比乌斯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采取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历史的必然趋势,因而他可以写作一部有始有终、内部因果关系明确的"普世史"~②。同时,波利比乌斯指出史家不应像悲剧作家那样虚构情节,而要如实记录史事。不过,身处某种文化和学术传统,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影响而不自知,这是常有的事。波利比乌斯主张避免悲剧的"虚构"手法,可在写作"普世史"时仍然使用了与悲剧相同的虚构手法,就是这种情况。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坚定地认为,还原现实且追求必然性的"普世史"比"摹仿"现实且追求可能性或必然性的"悲剧"更加高级,这就是他的"普世史"中所蕴含的真实观。
[期刊]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张倩  
亚里士多德在其作品《诗学》中阐述了有关悲剧的理论,提出五点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特征以及悲剧主人公和悲剧人物性格,他认为悲剧主人公应是出身高贵、品德居中、犯有错误和过失的中间人。这些悲剧理论反映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其是《奥塞罗》的创作中,从《奥塞罗》的情节布局,即情节的严肃复杂、有机组成和结局效果等方面可以看出莎翁对亚氏悲剧理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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