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和分析师关注对债务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分析师关注度越高的企业,债务融资期限水平越长,融资成本越低,新增贷款规模越大,即债务融资约束越宽松;并且,分析师关注与内部控制质量在缓解债务融资约束方面存在替代效应;此外,进一步分析这种替代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市场地位的企业中的差异,相比于国有企业,在民营企业中分析师关注与内部控制质量对缓解债务融资约束的替代效应更加显著;相比于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在市场地位低的企业中分析师关注与内部控制质量对缓解债务融资约束的替代效应更加显著。

近年来,内部控制成为监管部门、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么,内部控制会产生什么经济后果?利用厦门大学内控课题组构建的企业内部控制指数,本文考察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好,所获取的银行债务融资成本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相对于金融市场发达地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地区表现更为显著;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产品市场竞争较激烈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从内部控制的五个一级指标来看,影响企业...

本文选择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观测样本,对审计质量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将分析师跟踪引入至两者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发现:审计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显著负相关;分析师跟踪显著削弱了审计质量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相关性,即分析师跟踪在两者关系中对审计质量产生挤出与替代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我国上市企业提升融资能力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以2008-2016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公司高管的财务经历、内部控制和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能够显著降低;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后,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高管的财务经历与内控规范的实施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本文研究表明,高管的财务经历与内部控制规范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综合治理效应存在互补效应,这说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公司治理中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基于高噪音环境,通过对企业债券融资与股价同步性的实证研究,探究企业债券融资对其股价波动的影响机制及影响途径,为股价同步性正向反映股价信息含量提供经验证据。实证研究发现,公开发行债券的公司的股价同步性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公开发行债券次数与其股价同步性正相关;而随着跟踪分析师人数的增加,公开发行债券次数与其股价同步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减弱。

本文基于高噪音环境,通过对企业债券融资与股价同步性的实证研究,探究企业债券融资对其股价波动的影响机制及影响途径,为股价同步性正向反映股价信息含量提供经验证据。实证研究发现,公开发行债券的公司的股价同步性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公开发行债券次数与其股价同步性正相关;而随着跟踪分析师人数的增加,公开发行债券次数与其股价同步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减弱。

自从Merton(1974)主张对净资产(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和负债进行评价以来,已经Kane et al.、Leland、Fries et al.、Brennan和Schwartz、Mauer和Triantis等专家通过建立模型,对投资诱因、负债到期期限、最佳投资选择、公司总价值、权益价值等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得出了很多对企业

本文首先从风险控制视角研究了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对研发效率产生的影响；然后引入融资约束条件，进一步研究了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在影响企业研发效率上的相互关系；最后，以我国沪深两市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能促进企业研发效率的提高；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而言，内部控制对融资约束具有替代效应；融资约束正向调节内部控制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2010—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融资约束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决定作用,研究表明:(1)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控制管理层的非理性行为两个路径能够显著的提高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越能够提高其现金持有水平;企业成长性越好、资产负债率越高,越能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越足,越能够提高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2)企业面临的融资成本越高,融资越困难,内部控制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

当外源融资成本较高,而内部现金流又不充足,企业无法为有利的投资机会募集到所需资金不得不放弃部分投资项目时,便会陷入融资约束困境,导致管理层不得不削减现金支出或提高流动性。而避税在降低企业纳税义务的同时,伴随的是现金支出的降低。因此,企业可能会选择激进的避税,以缓解资金方面的困境。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可能会受到内部控制的约束,高质量内部控制可显著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降低企业外源融资成本和管控税收违法风险,因而可能会弱化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融资约束能否诱发企业激进的避税,考察内部控制能否抑制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基于2008年至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KZ模型度量融资约束,采用会计实际税率及其变体度量企业避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融资约束能否诱发企业激进的避税,以及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否抑制融资约束所导致的企业激进避税动机。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企业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依旧显著;随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融资约束与企业激进避税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减弱。激进的避税是陷入融资约束困境企业改善资金短缺状况的替代选择,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融资约束诱发的激进避税。从多个角度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产权性质和金融环境的差别均不会影响上述结果。研究结果有助于学术界丰富和深化对融资约束经济后果、企业避税诱因以及内部控制作用机理等方面的认识,也能为税务机关、金融监管当局和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政府应加快培育宽松和高效的金融环境,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有效的沟通渠道,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简化企业融资手续,提高金融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税务机关与融资约束企业之间应该建立灵活的协调沟通机制,理解和关怀融资约束企业面临的困境;推动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的全面实施,强化信息披露,改善信息环境。

以2007~2011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依据,结果内部控制实质性缺陷对债务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公司存在内部控制实质性缺陷时,债务期限较短,债务成本较高,新增借款能力较差;内部控制实质性缺陷还会对公司的债务融资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

数字金融会对企业的信用风险行为产生深刻影响。通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载体，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能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以及利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第二，证明了内外部因素对数字金融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调节作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和分析师关注度均会在数字金融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第三，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第四，加入数字金融这一情境要素后发现，数字金融亦能有效调节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降低企业绩效这一现象。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数字金融背景下，如何避免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发展至金融风险的相关建议。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资本结构与法人控制权竞争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资本结构具有明显的企业治理功能,直接影响着一个企业的控制权竞争。基于资本结构管理控制理论,从企业管理者对法人控制权的争夺这一新的视角,对企业的负债融资行为进行了分析,突出了负债在控制权竞争中的"债务杠杆作用",并重点对管理者在代理权竞争中的负债融资选择、管理者在实施收购和反收购策略中的负债融资行为以及相应的最优资本结构的权衡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发挥好绿色金融在发展新能源企业中的引导作用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不同于现有文献集中关注个别企业绿色信贷的可获得性，秉承从政府积极引导到企业主体发挥这一自上而下的研究逻辑，并引入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这一外生变量，检验绿色金融、分析师关注和新能源企业融资约束三者的关系发现，绿色金融能够缓解新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分析师关注在其中主要发挥“信息传递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可以显著提高新能源企业的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水平，但对金融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不会引发脱实向虚的风险；绿色金融还能显著提高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政府应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完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加强分析师队伍建设，进而支持新能源企业发展，加快能源结构调整。

文章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出发探究内部控制质量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越低；进一步基于融资环境考察，基于企业内部资金分配视角发现，在商业信贷约束高时，内部控制质量对债务融资成本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基于企业外部资金获取视角发现，在外部融资约束程度高是，内部控制质量对债务融资成本的抑制作用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