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08年开始试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以通过集权倾向的措施解决环境分权治理产生的不利影响,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为研究这一指定用途的转移支付机制与当前分权体制是否协调,本文对政策的制度变迁和特征事实进行了梳理,在分权体制框架下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转移支付达到了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目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激励效应;转移支付机制与分权体制还存在改善的空间,环境分权对政策效果有促进作用,而财政分权抑制了政策效果的发挥。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关系我国宏观区域和微观区域的生态安全。国家对这类区域的开发和建设制定了一系列禁限政策,同时对这类区域因开发和建设受限而制定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通过对政府规制下和基于最小安全标准约束下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益本分析,得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理论标准。运用这一理论标准考察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的分配依据、计算公式、资金使用、考核与激励约束的规定,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效果不显著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密切相关。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通过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签订生态补偿契约的形式实施的。中央政府应避免＂一刀切＂政策，构建以生态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生态转移支付差异化契约。文章通过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委托代理行为选择的分析，发现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央政府除支付保留效用和努力成本外，还需要支付风险成本和信息租金。随后，文章对理论分析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收益共享系数和信息租金都随产出方差、风险规避度和成本效率参数递增；风险成本随产出方差和风险规避度递增，随成本效率参数递减。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具有实施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的政策目标。由于财力较弱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既缺乏改善民生的资金,又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因保护生态环境成本较大需要更多的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因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须通过平衡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以提高所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与民生水平。为了验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机制是否具有向财力较弱与生态环境质量较差地区倾斜的特性,本文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公式进行了推导,并以陕西省为例对资金的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公...

2008年,中央财政启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文章回顾了此项转移支付政策的演化过程。为评估相关政策成效,我们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的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市)和2个省级生态功能区开展调研,了解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使用与监管等情况。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存在资金测算分配不合理、生态支出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资金分配不科学、转移支付力度不足、监测效果与考评错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保障、技术保障和发展转型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主体功能区建设背景下协调区域利益的重要措施,合理的考核与激励机制则是保障资金使用效果、提高区县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性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央与区县政府之间的一般"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出发,分析了引入相关可观测变量、构建相对绩效激励机制对改善考核激励效果、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在激励合同设计中应该考虑改变现有的单一指标考核体系,将有利于揭示区县政府努力程度及外部不确定性的可观测变量纳入考核指标体系中,以尽可能完善双方的信息状况;并结合区域所面临的系统风险情况,构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主体功能区建设背景下协调区域利益的重要措施,合理的考核与激励机制则是保障资金使用效果、提高区县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性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央与区县政府之间的一般"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出发,分析了引入相关可观测变量、构建相对绩效激励机制对改善考核激励效果、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在激励合同设计中应该考虑改变现有的单一指标考核体系,将有利于揭示区县政府努力程度及外部不确定性的可观测变量纳入考核指标体系中,以尽可能完善双方的信息状况;并结合区域所面临的系统风险情况,构建基于相对绩效的激励机制,从而实现考核激励合同的优化。

2008年,中央财政启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文章回顾了此项转移支付政策的演化过程。为评估相关政策成效,我们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的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市)和2个省级生态功能区开展调研,了解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使用与监管等情况。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存在资金测算分配不合理、生态支出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资金分配不科学、转移支付力度不足、监测效果与考评错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保障、技术保障和发展转型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县域公共服务指数变化呈现出“N”型态势，中国西部区域的公共服务指数上涨幅度较大。此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能有效提升县域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促进效应越强。该政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而财政自给率与经济集聚水平在该政策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此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还具有促进邻近县域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

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这是困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难题。本文以生态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为例,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模型,讨论了在环境保护目标下,地方政府在面临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后的行为反应及其策略选择。本文利用2003～2014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识别了两类制度安排对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影响及其差异,关注了背后的激励扭曲效应。实证结果发现:(1)生态功能区制度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质量,提升了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的努力程度,但是改善程度和努力程度呈现出递减和弱化趋势;(2)两类制度所带来的环境改善是以弱化发展(工业发展)激励为前提的,但是也带来了财政收入下降、财政支出上升、收支缺口扩大,公共服务水平相对下降;(3)在生态功能区县(市)或享受生态转移支付的县(市)中,财政收支缺口越大时,生态县(市)发展工业的激励越强,工业发展水平越高时,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更高,但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这是激励扭曲一种表现;(4)生态功能区制度政治激励不足所产生的扭曲效应显著高于转移支付制度,其与绿色晋升激励不足(缺失)有关。在绿色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会因制度安排不全和激励不足产生扭曲,当现有制度安排无法有效弥补县(市)因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时,地方政府为了保障机构运转和公共服务需要,则会通过发展一定规模的工业来弥补公共服务成本,进而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效果,政治激励不足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扭曲效应。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公式中的生态因素权重,适当扩大生态功能区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设置差异化生态绩效考核梯度,建立和推行绿色晋升机制,对解决激励扭曲效应和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熵值法和极差标准化法相结合，确定各指标权重并进行标准化，得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量化值，并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五种生计资本对居民的可持续生计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的排序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生态补偿政策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也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生态补偿政策有利于改善当地收入状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最后，生态补偿政策还可通过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交互作用，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高。

在对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熵值法和极差标准化法相结合，确定各指标权重并进行标准化，得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量化值，并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五种生计资本对居民的可持续生计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的排序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生态补偿政策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也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生态补偿政策有利于改善当地收入状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最后，生态补偿政策还可通过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交互作用，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高。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是完善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首先分析了县级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选择。随后，根据博弈论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原理，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生态补偿博弈模型，利用博弈反应函数求出双方的最优选择，从而找出影响县级政府保护生态环境和中央政府选择实质性监管的主要因素。为保障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实施效果，中央政府在监管中既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强法律的威慑力，又要增强监管的规范性和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此外，中央政府要加大生态保护技术的研发投入，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从而降低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成本。

文章采用分析居民生计状况的标准化工具方法——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对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政策、居民的生计资本和可持续生计能力进行了分析。在对可持续生计模型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理论分析了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政策对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并提出假设,采用因子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个基础变量的权重,得到居民的生计资本、面临的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可持续生计能力数值,并实证研究生计资本和生态补偿政策对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影响最大,生态补偿政策对可持续生计能力具有显著直接

将能值生态足迹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结合,构建能值生态足迹和生态补偿理论模型,并以陕南三市为例,对2011—2017年陕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算。结果表明:2011—2017年,汉中、安康和商洛三个地区供给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递增趋势,增长幅度分别为7.72%、8.32%和8.19%,说明陕南三市为保护与建设当地生态环境不断做出努力,使当地所供给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现逐年递增;根据测得的能值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发现陕南三市处于生态盈余的状态,说明这三个地区的生态系统所供给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扣除自身消费后,还能向社会提供剩余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陕南三市应获得生态补偿;汉中、安康、商洛应获得的补偿标准分别由2011年的11.22亿元、5.67亿元、2.97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16.04亿元、11.24亿元、5.94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