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利用1998～2015年UNComtrade数据库计算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的出口产品密度,实证分析出口产品密度对中国34个工业行业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出口产品密度对行业新产品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将新产品转变为比较优势产品的过程中,前者仍然具有积极的影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中国的出口产品密度对新产品以及新产品转变为比较优势产品过程中的影响却不明显;外国直接投资、固定资本、人力资本等对中国产业创新均起到积极的驱动作用,而传统意义上的研发投入和专利项对产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

选取2003—2016年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增长,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来体现。在分样本回归中,发明专利合作与外观专利合作对出口的扩展边际均体现出较强的促进作用,而对集约边际影响较小。此外,外国所有的中国发明专利、中国所有的外国发明专利以及中国和外国共同的发明专利都能够显著地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且对出口扩展边际的作用都强于集约边际。

利用基于能力理论的适合度法计算出口复杂度,分析出口复杂度对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出口复杂度的上升在全样本中促进行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出口复杂度对不同类型行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尽相同,中技术行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在全样本中表现最为显著,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高技术行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对行业生产率具有最显著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升至2005年的14221亿美元。贸易量的大幅增加,引致国际贸易摩擦数量的不断攀升,中国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贸易摩擦的第一。贸易摩擦向我国经济传达出强烈的信号,必须从国内经济的薄弱之处着手,克服自身产品的弱项,树立中国产品的世界新形象。具体包括:转变以数量增长为主导的旧有模式,代之以以质取胜、以效益为先导的新发展模式;加强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服务产品的出口,不再仅仅以价格低廉作为获取利益的唯一渠道;调整粗放式的出口贸易增长模式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最大限度实现出口稳定对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00—2019年中国出口产品数据从“规模”角度实证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签署及贸易协定深度深化均能促进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稳定。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伙伴国营商环境改善以及双边价值链关联是区域贸易协定促进出口稳定的主要渠道。区域贸易协定的出口稳定效应对于“WTO+”协定条款、非发达经济体及技术密集型产品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签署缓解了新冠疫情冲击对出口稳定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中国更好发挥区域贸易协定功能、巩固外贸基本盘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高速发展的出口贸易正面临国内国际双重压力,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是中国出口贸易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中国各地区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处于显著出口优势而资本密集产业仍然处于出口劣势地位的基本格局下,技术创新因素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已经显示出积极作用,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出口优势的重要来源。随着中国经济与外贸的迅速发展,技术创新将成为中国今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力量。

就有关数字化创新提升出口贸易韧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地区数字化创新有助于提高出口贸易的韧性，提高企业应对国际国内市场风险的能力，且数字化创新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溢出效应两种渠道对地区出口贸易韧性产生影响；数字化创新对出口贸易韧性影响呈现出明显的边际收益递增与非线性特征，地区自贸区的建立会导致数字化创新对出口贸易韧性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基于此，应大力发展企业数字基建，强化硬件支撑出口企业数字化创新，提高地区数字化创新水平，增强对出口贸易韧性的推动作用，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数字相关产业税收政策。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不再向32个发达国家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书。停止普惠制原产地证书的签发是否意味着普惠制待遇的取消?普惠制待遇取消对中国出口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文章梳理中国享有及失去普惠制待遇发展历程，还原事件真实始末，通过关税损失测算、出口趋势分析和双重差分检验评估出普惠制待遇取消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的损失程度。结果表明，普惠制待遇取消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的冲击时间短、损失小，对中国出口贸易全局不构成实质影响。中国产品出口已经脱离依靠关税优惠带来价格优势争取市场的阶段，要抓住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关键时期，打造出独特而强劲的外贸竞争力，助力中国对外贸易行稳致远。

研究目标:构建出口贸易限制指数公式并估算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限制指数。研究方法:系统GMM估计自价格效应,双边进口需求弹性和贸易限制指数推导及估算。研究发现:(1)在参与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国际分工过程中,中国出口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限制指数较低;(2)以劳动力为比较优势而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贸易限制指数较高;(3)中国出口产品实际所面临的贸易保护程度要远高于关税。研究创新:将进口需求弹性和贸易限制指数测算从总体改进至双边,并据此对中国出口产品出口贸易限制指数进行估算。研究价值:为贸易保护程度量化提供新的方法,为中国开展多边贸易谈判提供事实依据。

本文使用2000-2006年间我国海关出口贸易数据来考察我国企业同世界各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贸易关系问题。为此,本文使用了Kaplan-Meier曲线以及Cox比例风险模型等生存分析工具来进行实证研究。经过分析,发现:(1)从微观企业层面上来看,我国的出口贸易关系是不断变化,是在动态中不断调整的;(2)就我国整体而言,语言、人均GDP、GDP、产品交易额和初始交易额等因素对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影响是正的,而距离这个因素对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影响是负的;(3)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模式是不同的,中西部地区的语言和产品交易额这两个因素对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影响是负的,这反映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

基于2004—2016年的出口产品数据,计算每类产品在此期间出口的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运用4个反补贴代理变量测算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状况,就反补贴对中国出口贸易出口边际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中国出口繁荣与反补贴相共存的理论假说。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常以增加出口总值作为首要应对策略,稳定出口目的地市场份额,形成反补贴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但这一措施并未真正促进对中国出口贸易更为重要的扩展边际。因而,不存在所谓贸易壁垒促进中国出口企业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

本文从出口产品竞争力、出口产品多样化、出口市场潜力、出口增长结构以及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等角度,构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统计指标,利用6位数产品的微观数据,对1992~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证实了中国出口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也分析了出口贸易存在的诸多结构性问题。中国必须加快转变出口贸易发展方式,积极调整和优化出口贸易结构,提高出口贸易的质量,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产品内分工是当今国际分工的一种新形式。研究和探讨产品内分工的演进、特点和规律,对于解读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出口贸易的急剧扩张,研究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本文从以产品内分工理论为参照系,对我国出口贸易规模扩张进行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DVAR（出口贸易中的国内价值增值占总出口的比例）来度量一国出口贸易质量状况，计算了2000—2018年中国DVAR的值；进一步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税收和FDI对DVAR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DVAR总体上呈不断增加态势，说明中国出口贸易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人民币升值会降低DVAR，关税税率减少会提高DVAR,FDI增加会提高DVAR。这充分说明人民币升值会恶化我国出口贸易质量，降低关税税率、FDI的增加会提高我国出口贸易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