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明确了产品多样化的概念和测度方法,然后基于Funke&Ruhwedel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对亚洲9个国家和地区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多样化与贸易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产品种类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正效应,尤其是异质性较强的工业制成品在两种方法下的促进作用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本文认为促进出口应转变追求增加出口产品数量的传统观念,而通过创新活动着力扩张出口产品种类将是在抑制贸易条件恶化的同时实现出口增长的一条有效途径。

通过贸易便利化提高贸易效率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本文利用OECD最新编制的贸易便利化指数(TFI),采用2015年出口至美国的98国96部门的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多样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多样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农产品出口多样化的作用要强于工业制成品,对高收入国家出口产品多样化影响最大;贸易便利化的不同措施对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在11种贸易便利化措施中,只有"边境机构的内部合作"的影响不显著,其他10个贸易便利化措施对出口产品多样化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程序性手续"影响最大。实证结果反映了"后关税时代"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为推动贸易便利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对我国贸易便利化建设和外贸转型政策也提供了参考。

本文利用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ＨＳ９６六位码贸易数据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的贸易条件指数，结果显示，无论是固定产品种类还是考虑产品种类变动，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间中国制造业多数行业的贸易条件处于恶化状态。基于动态面板系统ＧＭＭ方法的实证检验表明，出口产品多样化与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的贸易条件起到了显著的改善作用，而进口产品多样化却恶化了贸易条件。此外，贸易条件变化与进出口产品的替代弹性存在密切关系。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兴起了新一轮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本文利用细分到HS6分位水平的全球贸易壁垒数据库、微观的企业出口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集中研究了我国出口产品遭到的限制性贸易壁垒对该产品目的地多样化的影响,并且从风险分担的角度对企业的目的地多样化行为进行了新的解释。主要结论有:第一,为了克服单个市场存在的风险,当我国企业在面临限制性贸易壁垒时,会进行产品目的地的多样化;第二,企业遭受壁垒产品新进入的市场不仅包括未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市场,还包括已经对该产品施加壁垒的市场;第三,第一、三类壁垒会显著地促进企业产品的目的地多样化,但第二类壁垒则不会;第四,企业遭受壁垒产品的出口目的地多样化行为在"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显著,表明遭受壁垒产品在出口目的地多样化中更青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８位数产品编码出口数据，可从微观层面分析出口产品多样化对出口企业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低研发密度行业中，出口产品多样化对出口企业业绩的促进效应有限，出口产品多样化与出口企业业绩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Ｕ型关系；在高研发密度行业中，出口产品多样化对出口企业业绩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能够增强出口产品多样化对出口企业业绩的促进效应，这一效应在高研发密度行业中更为显著。

在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的战略背景下,研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7～2015年CEPII数据库中行业层面的贸易数据测算了出口产品质量,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贸易便利化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贸易成本,一方面促使企业选择以低价竞争策略替代质量竞争策略,从而产生替代效应抑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另一方面又使出口企业获得成本优势,促使其选择扩大出口规模,进而产生收入效应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然而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却总体表现为抑制作用,但是随着进口国收入水平的降低,贸易便利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逐渐降低,最后对出口产品质量表现为促进作用。此外,贸易便利化对质量越高的出口产品抑制作用越明显。

文章建立以贸易差额为研究对象、中间产品进口等为主要解释变量的理论和计量模型,然后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法、似不相关回归估计法等对中国在1992～2008年期间中间产品进口增加对贸易差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内分工背景下,中国中间投入品进口的增加通过"出口产出能力扩张效应"和"出口多样化效应"对贸易顺差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通过构建一个多产品多市场的理论模型,本文重点研究出口多样化对企业盈利和生产率的影响,并借助2009年全球贸易崩溃这一自然实验对理论模型的推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贸易崩溃期间,进口国需求萎缩会降低中国上市出口公司的盈利和生产率,而出口目的国和出口产品种类较多的企业的盈利和生产率降幅较小。这意味着,提升企业的出口多样化水平,有利于降低负向需求冲击对出口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

本文拓展了Eckel和Neary的多产品企业贸易模型，运用大数据爬虫技术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了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化企业能否通过降低非核心产品效率损失的速度以增强自身的多产品生产能力，从而实现出口产品多样化升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出口产品种类、非核心产品出口占比以及出口产品分散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加工贸易占比高、出口竞争力弱或生产率高的异质性企业，数字化驱动出口产品种类增加的动力更为强劲；数字化企业通过降低产品技术邻近度和提高产品技术复杂差异度，提升出口产品的多样化水平。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分析了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多样化的影响,并利用BACI数据库2008—2017年中国出口到34国HS-6位农产品数据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多样化水平,其中,电子商务发挥了积极的正向作用。从产业层面看,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显著促进了中国谷物产业、油料产业及农畜产业农产品出口种类的增加,而对园艺产业和水产业并无显著影响;从国家层面看,中低收入国家贸易便利化的改善更显著地提升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多样化水平;“一带一路”进口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多样化的促进作用略强于非“一带一路”国家,非OECD东道国贸易便利化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产品出口种类数。本研究对推动中国更多农产品“走出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不断演变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深刻地改变了不同地区的产品出口结构，然而我们尚不确定其对于地区经济韧性的影响。文章从李嘉图效率(产品专业化)、熊彼特效率(产品创新潜力的多样化)和凯恩斯效率(产品需求潜力的多样化)三方面讨论了出口产品构成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李嘉图效率减弱了地区抵抗冲击的能力，而凯恩斯效率与熊彼特效率提高了地区面对冲击的抵抗能力与恢复速度，其作用机制分别是提高地区出口规模增速和创造性破坏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产品构成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科学为基础行业占比不同表现出差异性影响。文章为测度多样化提供了新的方法，也为理解产品结构的多样化对经济韧性的重要意义提供了新证据。

文章利用2003～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使用面板泊松回归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推动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就数字化转型细分维度的影响而言，生产过程数字化、经营管理数字化、营销服务数字化及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研发设计数字化的作用不明显。就影响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推动企业创新、降低出口成本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就异质性影响而言，相比国企、中小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私企、外企、大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影响更为显著。

文章首先对产品种类的扩张即产品多样化进行合理的定义,然后借鉴Hummels&Klenow(2002,2005)的分解方法将进出口总收益划分为深度收益和广度收益,以便能够科学的测度产品多样化程度,继而对各种贸易收益与经济规模彼此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获得富有说服力的结论。

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文章以"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的建设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抑制了出口产品进入和退出企业的行为: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引致的"学习效应"提高了企业原有产品在出口市场的存活率;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引致的"竞争效应"使企业集中资源巩固现有核心产品,从而减缓了新增出口产品种类的速度。此外,由于一直以来享受进口中间品的关税减免,贸易自由化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行为并无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