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经历所引起的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可能是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升的一个微观原因。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民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因果效应,发现:(1)进城务工农民家庭期望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概率比非进城家庭高出12.13%;(2)收入水平尤其是父亲收入水平提高是农民家庭进城务工改变子女教育期望的一个传导机制;(3)父母进城务工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而中部不显著;(4)低收入组的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最大,农民家庭与

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经历所引起的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可能是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升的一个微观原因。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民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因果效应,发现:(1)进城务工农民家庭期望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概率比非进城家庭高出12.13%;(2)收入水平尤其是父亲收入水平提高是农民家庭进城务工改变子女教育期望的一个传导机制;(3)父母进城务工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而中部不显著;(4)低收入组的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最大,农民家庭与农民工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差距随收入提高而缩小。创造条件让进城务工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他们的合法收益,将有利于农民家庭教育观念的提升。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家庭背景、学校质量对我国中学生教育期望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发现如下结论: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期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背景与子女就读学校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学校质量在家庭背景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起着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并且不以个体性别、城乡以及能力禀赋而改变,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皮格马利翁效应切实存在,子女教育期望的形成深受父母、教师以及同学的影响。因此,为了尽量减弱家庭背景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的联系,让不同的个体可以享受相似的教育环境,当下较为合理的切入点就是缩小学校间质量的差异。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准确识别贫困及致贫原因,是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关键。随着对致贫原因的深入剖析,信贷约束对贫困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文章采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及教育四个维度8项指标,应用A—F "双界线法"从多个维度识别贫困农户。在精准识别贫困农户的基础上,研究信贷约束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信贷约束对收入、生活水平维度贫困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却会显著加剧健康、教育维度的贫困,多维度识别贫困更加精准,信贷约束是导致农户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全面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加大扶贫小额贷款力度,帮助农户摆脱信贷约束。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如何促进国内旅游消费以推动旅游业复苏是一个亟须考虑的问题。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4(CFPS 2012—2014)数据,研究了农村家庭非农就业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T检验确认了农村非农就业家庭与务农家庭在旅游消费支出上的显著差异,随后通过PSM方法检验了非农就业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净影响",最后利用回归模型检验了非农就业影响旅游消费支出的机制和非农就业影响旅游消费的异质性。文章得出了 4个有意义的结论:(1)农民非农就业显著提高了家庭旅游消费支出;(2)非农就业影响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机制来源于非农就业产生的收入效应、示范效应和预期效应;(3)三类效应中,预期效应最强,示范效应其次,收入效应最弱;(4)非农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私营企业(个体工商/自雇)与受雇旅游支出具有显著影响,而农业打工和非农散工则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根据这些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数据,运用Biprobit模型与Tobit模型,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正规与非正规信贷的影响,并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模型(PSM)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无法对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形成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外出务工经历带来的外部社会网络以及人力资本、技术等形成了农户的“隐性担保”,使得农户更容易获得非正规信贷。此外,外出务工经历不能对农户正规信贷额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可以显著提升农户获得的非正规信贷额。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会显著提高留守儿童抑郁水平,其重要作用机制是父母好外出务工无法给孩子提供有效的共情陪伴,孩子的烦恼无法向父母倾诉。其中,母亲外出务工对孩子抑郁程度的影响大于父亲,父母同时外出务工对子女抑郁水平影响最大,父母外出务工对女孩抑郁的影响大于对男孩的作用,对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大于对城镇留守儿童的作用,上述效应不受父母外出时间长短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母亲外出务工会显著降低留守儿童幸福感、自信心和人际交往意愿,从而妨碍留守儿童健全人格的塑造。以社区或县级的外出务工概率作为父辈个体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本文首次从共情陪伴的角度识别了亲子分离对子女精神健康的影响,为制定科学的人口流动公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推进加速了农转非人口比重的攀升，农地流转问题日益上升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伴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逐步渗透，农户的市场信息获取媒介与社交网络外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进而对农地等生计资本的重新配置产生影响。基于CFPS(2014—2018)三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微观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则不具有显著性。2）无论是移动上网或电脑上网，均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但移动上网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3）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影响效应为9.183%，这一结论在利用IV-Probit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4）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组农地转出决策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青年组次之，中年组则不具备显著性。因此，要加快推进数字战略，着力开发基于互联网的农地流转平台；着眼于农户计算机技能培训，扩大就业选择空间。

我国扶贫战略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据此，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之举。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文章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严谨性、外向性、顺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五大维度构建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标，采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系统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提升显著地纾解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且非认知能力每提高一单位，农户发生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概率依次降低28.54%和20.89%。此外，上述五大维度对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影响作用不一。通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等方法检验，上述结论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非认知能力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户主性别和教育水平的农户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东部地区、男性户主和高教育水平的农户相对贫困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非认知能力通过非农就业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而通过非农就业缓解主观相对贫困。以上研究结论为减轻农户相对贫困和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新的解释与证据。

本文首先运用两部门生产模型和RCK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农机补贴的资源效率在减损，但人力效率在提高；同时，两种效率都有利于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城镇居民收入较低地区的农村。其作用机制为：农机补贴更多地促进了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收入较低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该地区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提高，农机补贴的资源效率减损更少，人力效率提高更多。同时，本文主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运用耕地坡度作为工具变量，分组测算和分析了农机补贴的效率特征，印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因此，中国的农机补贴政策应该向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收入较低地区的农村倾斜，在资源效率减损和劳动力转移的情势下尤为必要。

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推进加速了农转非人口比重的攀升，农地流转问题日益上升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伴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逐步渗透，农户的市场信息获取媒介与社交网络外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进而对农地等生计资本的重新配置产生影响。基于CFPS(2014—2018)三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微观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则不具有显著性。2）无论是移动上网或电脑上网，均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但移动上网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3）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影响效应为9.183%，这一结论在利用IV-Probit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4）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组农地转出决策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青年组次之，中年组则不具备显著性。因此，要加快推进数字战略，着力开发基于互联网的农地流转平台；着眼于农户计算机技能培训，扩大就业选择空间。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家庭创业意愿和创业收入的影响。通过运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本文发现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创业意愿并增加了创业收入,这一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对子样本的分析显示,字词识记能力对城乡居民和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有显著正影响,而数学能力对40岁以上人群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社会资本效应和信息效应。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地区层面数据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显著抑制家庭创业活动的开展。但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家庭创业产生的影响因城乡差异而不同,对于城镇家庭来说,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家庭创业决策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显著降低了家庭创业的概率。该研究结论为中国鼓励大众创业提供了思路,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创业帮扶政策,提高家庭创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