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工资是工人在标准工作时间内所获得的能够担负其家庭维持基本体面生活标准的报酬水平。文章基于生活工资的Anker法,将典型的农业转移人口维持其家庭在务工地基本体面生活标准的工资水平设定为典型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济门槛。据此,测定了成都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低水准市民化门槛(即只考虑租房居住的生活工资)为2 710元/月,高水准的市民化门槛(即考虑购房居住的生活工资)为3 407元/月。进一步,根据卫计委2015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成都农业转移人口中,69%跨越低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48%跨越高水准市民化经济门槛。结合市民化意愿,既有市民化意愿又有低水准市民化能力的占50%,有市民化意愿但无低水准市民化能力的占20%。生活工资作为市民化经济门槛,可将现有研究中以公共成本为核心的市民化成本核算与以群体素质为核心的市民化能力评价这两条割裂的路径在同一框架下得以统一,在实践上具有多种优势,具备成为市民化研究的新测量工具的性质。

面临错综复杂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发展任务,有必要分层推进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采用生存工资Anker法测算农民工的市民化经济门槛。研究发现：以典型的三口之家为例,城乡间和城市间的流动人口生存工资分别为3 240元、4 480元,有能力满足该标准的农民工比例为52.5%和42.6%；运用Biprobit模型识别有市民化需求的农民工,得到满足城市经济门槛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35.5%；用Oaxaca-Blinder分解代际差异后,得到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为36.7%、33.1%,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主力；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提升,经济门槛也随之抬高,在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最高,生存工资城乡差距高达3 000元,其他规模城市的经济门槛城乡差异仅为500～1 000元。基于此,需要科学核算农民工在不同城市规模的收支差异和市民化意愿,实现“想落尽落,应转尽转”,避免“能落不想落、想落不能落”的窘境。

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找寻与进一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该文基于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富余劳动力源源不断转移进城这一国情实际,顺沿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源,分解经济增长作用渠道与路径,发现农民工"半城市化"严重抑制了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有益于提振消费拉动效应,强化劳动力要素效应,放大城市化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农民工工资的市民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依据2016年中国城乡移民调查数据,在代际视角下对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和城镇工之间一直存在明显的工资差异,但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工之间的工资差异明显缩小;工资差异的缩小是由农民工与城镇工间人力资本等个体特征差异缩小和户籍歧视程度降低共同导致的。因此,尽管农民工个体特征的变化和户籍歧视的变动均有利于其市民化进程的推进,但为了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政府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减轻户籍歧视,为农民工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另外,应为农民工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机会,促进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满足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等需求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成本。这种成本根源于农民工劳动的制度性贬值与基本权利缺失,并具有动态累积的特征。面对社会成本的巨大挑战,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构建一个成本分摊机制。这就需要以培育农民工具有城市经济适应能力分摊私人成本、矫正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公共财政分摊不可内部化的外部成本为思路,"循序渐进"地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创新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与户籍制度等,以及"平行推进"制度创新的相互协调与政策衔接等。

我国有大量处于"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本文利用CGE模型,模拟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关注了其中的农民工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储蓄/支出结构趋同效应和农民工工资待遇公平化效应。研究表明,对于浙江经济而言,农民工市民化的两种经济效应彼此间相辅相成,在其综合作用下,能够有效促进浙江经济形成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和内需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良性运转,并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鉴于这两种效应对需求侧和收入分配侧的直接影响间接地关联带动了生产侧,本文还考察了农民工市民化与针对生产侧的产业结构升级政策的关系,发现它们的效果之间具有协同性,能彼此放大对经济的积极影响。

文章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并考虑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职业依赖"特征,在多元劳动力转移矩阵中引入了农民工和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机制,设置了分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模拟场景,运用实际与拟合数据评估其动态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和农民工"替代效应"引致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的变化,直接改善了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并通过不同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变动促进了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向熟练劳动力的升级,实现了整个就业市场的结构优化;在供给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带动了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在需求方面,国民收入的改善促进了长期消费增长,而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整...

目前,新生代正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的特殊部分,他们带着憧憬和梦想走进城市,在市民化进程中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潜移默化的受到了城市市民的影响。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特征,对于有针对性的提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和对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运用VAR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实证考量1978～2010年间消费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动态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消费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较大影响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对市民化率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正向冲击效应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对农民工市民化率有正负双向冲击,短期对农民工市民化有负向冲击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向效应逐渐显著。鉴于此,关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消费差异,扩大农民工消费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是促进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目前,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主要有制度性因素和实践性因素;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何在?创新多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建立城乡对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城乡全覆盖的公共服务机制。进而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社会,实现市民化。

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分析存在多维的视角,本文从探讨这一问题的成因出发,通过对劳务市场供求状况和市场主体间的博弈分析,力图给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

While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have made great contr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the urban and coastal areas of China,they are predomiantly not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in the places of destination.They are not urban resients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i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but more significantly in terms of income,living arrangement,social security,health care,and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which are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e urban local residents.Many of them will finally to their place of origin,and remittance,techniques and new ideas they gained from their employment and living in urban area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o-economic life in their hometowns.In population classification,they are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rural and urban local residents,spanning rural and urban areas,a population group having close connection with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Marginalisation of their living status has been an increasing concern.Six scholars who have long had interest in this area are invited to write on some of the major issues and concerns of the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农民工作为介乎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一个层次,客观上包括四元结构。同时,农民工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流动人口、失地农民存在着一定联系,但也有着很大区别。由四元走向一元,面对不同的群体,因为市民化的内容不尽相同,因而制度的供给也应该有所差别。当前,倡导城镇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路,有违于"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思路,极有可能使得改革又回到城镇偏向政策的老路,因此应从宏观上设计"农民市民化"的路径,而不是站在城镇这个中观层次上仅仅强调"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民市民化",既要从生产方式方面着手,更要从生活方式方面着手,但是最为关键的则是实现农民的知识化,进而稳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