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进城后的就业具有高流动性特征,频繁地更换就业城市。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解析了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发生逻辑及其经济回报。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同一城市就业无法获得持续的工资增长,而通过在城市间的流动能够获得工资溢价,从而形成了跨城市流动就业的"推力"和"拉力";"岗位搜寻"与"社会保险权益贴现"是农民工通过城市流动获得工资溢价的两个作用机制,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就业扩大了岗位搜寻范围,进而提高了进入高回报岗位的概率,另一方面,流动性强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放弃社会保险,并以此换取工资补偿。进一步分析发现,高学历与低学历农民工均能通过流动获得工资溢价,但前者的"岗位搜寻"机制更强,后者的"社会保险权益贴现"机制更强。

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数据(CHIP),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及工具变量法评估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溢价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工资溢价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住生活成本,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不同城市规模的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影响,而中小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无关。究其原因,根据对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教育-匹配程度测算,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农民工教育-工作相匹配;考虑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后的收入效应,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由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及职业决定,特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主要由农民工自身能力决定,即验证了教育-匹配程度是城市规模影响农民工工资溢价的重要作用机制。该结论有助于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政策,并为农民工职业发展提供有效途径。

本文利用北京市700多名农民工就业史数据对其进城后的就业流动状态、原因和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当前单位的平均工龄仅约为3年,流动状态随着进城务工年限的增长不断趋于稳定,但特定单位工龄对工作稳定性反而产生显著负影响。收入低是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但流动原因日益多元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原因和老一代农民工形成显著差异。文章还对就业流动结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动的离职有可能实现向上流动,而30岁以上农民工更有可能经历向下流动,从建筑业等行业流出则有更可能经历向下流动。

就业的流动性强、稳定性差一直是中国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特点。文章从人力资本积累和工作匹配的角度出发,在理论层面上考察了就业流动影响农民工工资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说。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研数据的计量检验显示:在对内生性和样本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就业流动在总体上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率,但这一作用随着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并且上述效应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宜向农民工群体提供充分、及时的就业信息,并重视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

金融危机过后,尽管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大城市企业待遇不断提高,农民工回乡潮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本文采用2013年对广东省外来农民工——主要来自江西、湖南、安徽三省的调查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这一群体的回乡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年均回乡次数、工资水平、性别、学历以及企业是否为其购买保险、是否对其进行培训,对于农民工的回乡意愿有着显著影响。

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本文结合因子分析模型、Logit模型和夏普里分解方法,从功能性活动视角出发,构建了农民工回流决策行为的分解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9年至2012年上海实地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农民工的回流比例较高。2009年选择回流的农民工占43.79%,到2012年则增加到52.42%;(2)随着时间推移,拥有高等教育、或25-34岁、或入沪时间1-3年的农民工回流比例增加最多;(3)对农民工回流率贡献最大的三个可行能力指标分别是经济状况、生活状况和精神感受;(4)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回流大幅降低;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工回流逐步增加;随着进城时间的加长,...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大量返乡农民工失去了工作就是其突出表现之一;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返乡农民工中的失业者约有2500万人,这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压力。为此,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及时出

不同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和制度主义对农民工频繁换工的讨论，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对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短工化”现象进行了考察。对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发现，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在加入主要控制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为克服实证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选择性偏误，运用工具变量条件混合估计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男性、“新生代”“低学历”和本地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助推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工作转换提供事实依据，而且为引导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稳就业提供政策启示。

不同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和制度主义对农民工频繁换工的讨论，本文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对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短工化”现象进行了考察。对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发现，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短工化”现象，在加入主要控制变量、地区虚拟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为克服实证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选择性偏误，运用工具变量条件混合估计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技术对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男性、“新生代”“低学历”和本地农民工“短工化”行为的助推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技术影响农民工工作转换提供事实依据，而且为引导数字技术助推农民工稳就业提供政策启示。

具有规模较大中下层是我国＂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现实。如何提升农民工阶层资源获得能力并上升到社会中间阶层，是改变我国社会结构下层过大和促进社会稳定的关键环节。本文以城乡二元制度为基本背景，以资源为分析维度，实证分析农民工阶层在资源分配以及向上流动中受到的制度性影响，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其收入水平，并为其向中间阶层流动打通上升渠道。

梁忠良的上班场所,有点憋屈地附着在一座高大厂房的墙根底下。一排矮小而狭长的铁皮房子,就夹在两座厂房的缝隙间。门前散乱地停着几辆电动三轮车。2012年5月11日上午,皮肤黝黑的梁忠良穿着深蓝色工作服,别着腰包,从铁皮房子里钻出来。自2003年来到北京,他已经在快递行业干了10年。在北京这座特大城市的每个角落,布满了像梁忠良这样的新生代底层农民工。与土地和农事的疏离,"80后"、"90后"的年龄,还有相比父辈所接受过的更多的教育,本应让他们带着理想心高气傲,但当面对这个车水马龙、流光溢彩的都市时,他们却自觉卑微如尘埃。弃学进京因为家里穷,梁忠良的学业在15岁初二那年结束。比他大4岁的哥哥则早

本文利用城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决定因素,并结合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受教育水平和培训等人力资本特征是农民工获取稳定就业机会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在就业单位所有制和行业等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稳定就业农民工和非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40.52%的工资差异是由个人禀赋不同形成的,59.48%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就业差异等。

农民工举家外出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越大,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

农民工举家外出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越大,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要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While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have made great contr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the urban and coastal areas of China,they are predomiantly not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in the places of destination.They are not urban resients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i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but more significantly in terms of income,living arrangement,social security,health care,and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which are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e urban local residents.Many of them will finally to their place of origin,and remittance,techniques and new ideas they gained from their employment and living in urban area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o-economic life in their hometowns.In population classification,they are different from both the rural and urban local residents,spanning rural and urban areas,a population group having close connection with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Marginalisation of their living status has been an increasing concern.Six scholars who have long had interest in this area are invited to write on some of the major issues and concerns of the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