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农民工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从收入、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育等多个维度,讨论了农民工的贫困状况,考察了农民工贫困的影响因素,并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进行了比较。文章发现,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略低于城市居民,但按该口径计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农民工贫困发生率。劳动收入占农民工收入的绝大部分(超过95%),当农民工失去工作进而失去劳动收入时,很容易陷入贫困。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就业和失业状况,对于其贫困有着显著影响。从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育等多个维度观察...

文章通过对杭州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不同时期的快乐感自我评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认为农民工在四个时期的快乐感自我评价水平均显著低于城市居民,且在家庭关系、工作状况、收入、社会地位等四个方面的满意度均显著低于城市居民。对二者苦乐源分布的分析也得到许多有价值的结论,这些结论说明在追求经济的发展中我们依然存在许多偏差,如果能及时有效地纠正这些偏差,对和谐社会建设、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造就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已成社会各界的共识。本文在构建贫困地区新型农民培养指数模型的基础上,利用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贫困地区的新型农民培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地区新型农民的培养水平还比较低,贫困地区农民参与新型农民培养的行为受到农户个体特征、农业生产资源特征、经济环境特征以及社会环境特征等因素的影响。

伴随城市化发展,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贫困的城市化"现象日渐凸显,农民工特别是离土又离乡农民工已成为城市贫困人口新主体。以往对贫困研究多聚焦"生存",少关注"发展+风险",贫困指标选取方面不是单一化就是多维的碎片化。文章基于稀缺理论及风险社会理论,提出"生存-发展-风险"的贫困三维视角,并用2008年流动人口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农民工贫困状况令人担忧。绝大部分贫困农民工不仅收入受到剥夺、发展受阻,而且缺乏社会保险易因外部风险致贫;此外,他们的主观剥夺感也强于非贫困人口。研究进一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主要工作职业和地区对是否沦为贫困有显著影响。

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居民的健康日益受到环境、外部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加上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方面的原因,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缓慢。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截面数据,描述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健康及其分布状况,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的各类因素。结果发现:家庭状况、生活习惯、就医决策、医疗保险等因素均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尤其是在收入、工作等经济因素之外,健康观念、就医决策和保险覆盖等社会和制度因素亦对城市居民个人健康产生影响。同时,通过逐步回归控制相关变量的方法,检验了Grossman模型的适用性,同时也检验了影响因素作用机...

本文以浙江省1685个城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素材为基础,对不同行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展开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与以往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善,而不同的行业之间差异显著。与其它行业相比,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建筑业就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堪忧: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合同签订率较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在工伤补偿、带薪休假、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等工作待遇方面均处于全省最低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该文基于2014—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经济条件、自我发展、生活保障三个维度构建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运用空间统计工具与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我国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况逐年改善，贫困发生率逐步降低；生活保障维度指标对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而经济条件与自我发展维度指标的贡献度趋于上升。2）东中西三大区域、各类城市群、各级城市的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整体呈现改善趋势；东部地区、国家级城市群、规模大的城市减缓幅度较大。3）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分布呈现一定的空间依赖性，低-低集聚型城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与西部地区。4）农民工性别、年龄、受教育情况等个性特征与流入地财政支出、医疗服务供给、信息化建设等外部因素均影响农民工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农民工自身教育水平和流入地基本医疗服务供给能有效发挥减贫效应，而且该效应还呈现一定的空间溢出特征。

本文根据较大规模的问卷抽样调查,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当前侵犯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的现象较为普遍,劳动安全与休息权得不到保障,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不高,基本保险与福利的覆盖率低,人身权利遭受不正当对待的现象仍然存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制度压力和用工单位环境是影响农民工权益保护的重要因素。

来自专项问卷调查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性总体上偏高,表明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偏低。进一步考察发现,工资水平、职业技能培训状况、职业类型、就业年限、职业教育和工会等因素显著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扩大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覆盖面、转变中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质量观、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关系等,有助于降低新生代农民工高工作流动性,继而有利于促进他们实现充分就业、体面就业与和谐就业。

文章利用"2010年中国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意识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融入状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通过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融入状况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21.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目前的健康状况比离开老家时变好,64.0%的人认为目前的健康状况与离开老家时相比没有变化,14.6%的人认为目前健康状况变差。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男性、平均每天睡眠时间≥8小时、父母都无疾病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健康状况变好;而流动时间为"5~10年"组和"10年及以上"组、压力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健康状况变差。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健康融入程度较低,相关部门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状况。

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conducted on the poor in Harbi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tuation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with that of their parents, and the situation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with their children.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parents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55 6% are also poor; and that among the children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65% are also poor, which means there is significan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mong the urban poor.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s that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young and middle aged poor and that of their parents are homogeneous to a large degree, as are the occupations of middle aged and elderly poor and those of their childre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homogeneity in educational level and occupation of the urban poor and their parents and childre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城镇的多维贫困现象虽已得到关注,但对我国城镇地区整体多维贫困现状、人群特征的探讨仍显不足。本文基于全国性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方法构建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体系,测量了2014年和2016年中国城镇地区的多维贫困现状,并使用Logit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2016年中国城镇多维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1%,但东北地区、城乡结合区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城镇多维贫困人群呈现"低就业、高负担"特点,以老年户为主。Logit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提高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有养老保险、社区基础设施改善均能显著减少多维贫困发生风险。建议构建城镇多维贫困的统筹治理模式,重点关注老年贫困户和外来户,加大对民生领域的财政资金投入并改进多维贫困的统计监测。

文章采用洛伦兹曲线得出的FGT指数来测算湖北省2005—2016年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状况,并通过建立绝对贫困FGT指数、相对贫困FGT指数和各脱贫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表明:湖北省农村2005—2009年期间农村居民收入两级分化逐渐加大。2010—2012年期间,农村每户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收入差距的扩大得到了一定的控制。2013—2016年期间,农村每户居民的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且贫困居民的收入增量远超过平均人口收入的增量,收入差距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村居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工作和政府减免税收政策能有效的降低绝对贫困发生率。劳动技能培训和政府减免税收政策能有效的降低相对贫困发生率,同时降低绝对贫困深度、绝对贫困强度、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

以南京市的进城农民工为例,通过调查其居住状况、消费支出、健康状况以及疾病处理等,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居住状况较差;在整个消费支出中基本消费占据了绝对比重,医疗消费比例偏低;农民工自我健康评价较高,与农村居民相比,农民工的两周患病率略低;在疾病处理上,农民工较为消极,其通常选择低成本的处理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并引起重视。与城市常住居民相比，流动到城市打工的农民无论在居住条件、物质生活、教育、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居于弱势，成为城市相对贫困问题中的特殊社会群体。与职工下岗造成的贫困不同，造成城市农民工相对贫困状况的起因包括户籍管理方面的暂住证制度、城市产权及其收益分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也包括资源配置传统规则的惰性和农民工群体素质等非制度性因素。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因素变化不大，城市农民工的相对贫困状况将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