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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作者] 李荣彬  
文章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分析了宗族网络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宗族网络有助于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地区宗族网络规模越大,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就越强;信任水平和互动频率是宗族网络影响村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的两个重要途径;与宗族网络强度相比,宗族网络规模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中的作用更大;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宗族网络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的影响正不断减弱。
[期刊]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陶东杰  王军鹏  赵奎  
基于个体未来收入不确定性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考察了宗族网络对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宗族网络成员间的转移支付、社会交往以及宗族网络所提供的心理安全感扮演了重要的非正式风险分担机制,为宗族网络成员提供了非正式社会保障功能;宗族网络越强的村庄,农民参加新农保的概率越低;宗族网络对新农保参与的挤出效应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及高教育水平人群。进而提出要通过继续增加财政投入、优化新农保制度设计和推进新农保制度与宗族网络的协同来提高新农保参保率。
[期刊]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曹增栋  
通过构建纳入宗族网络因素的创业决策模型,将宗族网络对农村居民创业表现的影响分解为人力资本效应、融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并实证检验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宗族网络强度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融资效应,促进农村居民创业选择和提升其创业绩效;宗族网络规模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村居民创业选择,同时通过抑制技术创新,降低农村居民创业绩效;正式制度既增强了宗族网络强度的创业促进效应,又减弱了宗族网络规模对创业绩效的负面效应,表明正式制度与宗族文化存在互补效应。
[期刊] 中国农村观察  [作者] 李雪峰  高远卓  卢海阳  
返乡农民工是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本文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相比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期返乡农民工、返乡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主动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更强。治理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强化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的生活依赖提升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的农业生产依赖降低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置更好的村庄,外出务工经历能够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期刊] 中国农村经济  [作者] 丁从明  吴羽佳  秦姝媛  梁甄桥  
基于2009年试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本文借助CFPS 2016年数据,研究了社会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信任水平对农村居民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居民参与新农保的概率比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居民高13.9个百分点。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构建了夫妻双方"对照—处理"拟自然实验场景,研究社会信任水平对夫妻双方新农保参与行为的影响,结论再次支持是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而不是其他可能的遗漏变量导致了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行为的差异。最后,本文将受访者的利他性评价作为社会信任水平的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社会信任水平是农村公共政策实施的重要软环境,良好的社会信任水平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
[期刊]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李雪峰   丁一凡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期刊] 农业经济  [作者] 侯爱萍  魏郡  徐嘉晨  
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当前作为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存在难以形成一致集体行动的“涣散”现象,表现为经常性缺席民主管理活动、对公共事务治理缺乏心理认同以及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这主要是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联系弱、集体经济未能份额化到个人以及村民之间存在多个关系网络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提升村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凝聚力需要有政治力量作为组织行动保障、有完善的集体行动规则和程序制度、内部利益需要类型化和份额化以及规范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等。
[期刊]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吴清华  冷晨昕  祝仲坤  
人情消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结合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以人情消费作为代理变量,采用有序Logit模型、有序Probit模型,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因素、地区因素基础上,考察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现典型的"倒U型"关系,人情消费具有福利效应的"拐点"出现在家庭人情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42%处。通过变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当人情消费位于均值11.41%处,农村居民自我幸福感评价为"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提高8.8%;人情消费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差异,西部地区、低收入、已婚、中老年群体人情消费超过"拐点"的比例更高,党员超过"拐点"的比例则明显低于普通群众。
[期刊] 调研世界  [作者] 聂昌腾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网络基础设施、数字素养与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并运用2012—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发展对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数量增加和消费类目丰富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偏误后促进作用更大;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提升也有助于增加居民消费数量和丰富居民消费类目;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消费数量和消费类目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不显著;网络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呈现“门槛效应”,当居民数字素养越过门槛值后,网络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才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因此,在发展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同时,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于我国农村地区消费数量增加、消费结构转型和消费层次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期刊] 管理世界  [作者] 郭云南  姚洋  
以农业部固定观察点调查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补充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从宗族网络的角度考察了转型期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行为。研究表明:(1)以家庭姓氏的人口比例衡量的宗族网络规模对家庭外出打工影响不大,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家庭的宗族网络强度。也就是说,相比于姓氏没有祠堂或家谱的家庭,外出打工的可能性在姓氏有祠堂或家谱的家庭中更高。(2)围绕着宗族网络而产生的赠送或往来礼金,为其成员的劳动力流动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从而促进外出打工。(3)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作为传统农村的典型特征,其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趋于弱化。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传统组织(如宗族)和现代制度(如市场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我们理...
[期刊] 农业技术经济  [作者] 伍骏骞  齐秀琳  范丹  李谷成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宗族网络及其活动实现了普遍复兴,并且在农村经济改革、村民自治中发挥了行政体制无法替代的作用。本文剖析宗族网络特质发现,宗族网络将通过自身权威和非正式权威制衡两条路径对村庄的权力结构进行重构,形成农户的集体行动,进而影响到农民的土地流转行为。进一步,本文基于243个村庄的区域全样本调研数据分析得出宗族网络将对土地流转率产生正向显著的作用,而宗族网络将对土地流转价格产生负向显著作用。
[期刊]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作者] 仇童伟  罗必良  
提升村民安全感是实现基层善治、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之一。作为维系传统社会的重要组织力量,宗族因妨害民主自治、威胁村民安全而被诟病。但村庄社会的分散性与自发性使得行政规治面临着高昂的治理成本,故利用非正式组织自我执行机制并发挥其治理潜能,有助于重构乡村秩序。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宗族网络和行政干预对村民安全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宗族网络力量过大或过于集中降低了村民安全感。进一步证据表明,行政干预虽然能够抑制宗族俘获村庄治权,但其依然不利于村民安全感的提升。当行政干预与宗族网络同时存在时,村民安全感得到了有效提升。这表明,宗族网络与行政干预均为“双刃剑”,只有保证二者的协同才能助力基层治理有效。对于远离行政中心、地处山区的村庄,宗族网络是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村庄安全的重要组织力量。本文旨在说明,发挥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寻求两种力量的均衡与协调,是提升村民安全感的重要策略。
[期刊] 中国农村观察  [作者] 郭云南  姚洋  Jeremy Foltz  
本文分析了中国村庄宗族网络对家庭平滑消费的影响,并从农村正规融资与私人融资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运用包含宗族祠堂和家谱信息的独特面板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宗族网络的存在或其强度的增加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更完全的平滑消费;其原因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或信用合作社相对滞后,宗族外成员也并非完全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级别、风险偏好或偿还能力,宗族网络于是可被视为一种信用机制或担保机制,使得其成员能获得更多的私人融资。这些发现表明了宗族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在农村平滑消费中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农村正式制度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期刊] 农村经济  [作者] 章也微  
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 ,把环境保护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我国农村的垃圾污染日益严重 ,不仅导致了农村的水、空气和土壤污染 ,而且危及广大农村乃至城市居民的生活 ,有的已对生命构成威胁。作者认为 ,作为公共事务的农村垃圾处理是政府的职责内容之一 ,同时 ,政府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中又有着不可置疑的主导作用。因此 ,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对农村环境资源配置进行最恰当的干预来弥补因市场失灵带来的效率损失。
[期刊]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邱丽  
基于对江西沙湾村公共品供给的考察表明:宗族性村庄以宗族理事会为组织载体,通过收集、筛选和整合村民意见,充分回应和凝聚了村民公共品供给项目需求;通过申请政府资源、链接社会资源、整合村庄资源,有效地整合了村庄公共品供给项目资源;通过营造村庄群体舆论,形成群体压力,顺利推动了村庄公共品供给项目的落地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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