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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农业经济  [作者] 高杨  张克云  
农村家庭脆弱性问题是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问题。自脆弱性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不断增多,我国对脆弱性的研究多集中在自然生态系统,而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研究相对较少,尤其在家庭层面的脆弱性研究上更是凤毛麟角。当前农村家庭脆弱性的研究主要有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概念、评价、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其评价和测量指标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
[期刊] 经济研究  [作者] 杨文  孙蚌珠  王学龙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在效用理论基础上对脆弱性进行了定义并对其分解以反映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在实证分析层面上,本文使用CFPS(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进行量化与分解。量化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家庭是脆弱的;分解结果发现相对于村间不平等,村内不平等是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家庭脆弱性及五个分解部分对家庭特征集合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是降低其脆弱性最有效的手段;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家庭脆弱性,但大学教育支出会显著提高家庭的脆弱性水平,这较好地解释了目前出现的农村籍高中生弃考大学这一现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
[期刊] 农业技术经济  [作者] 聂荣  张志国  
本文利用1993—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将总体贫困脆弱分解为慢性贫困脆弱和暂时性贫困脆弱,同时考察贫困脆弱动态与家庭特征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程度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慢性贫困脆弱;慢性贫困脆弱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U型关系,与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暂时性贫困脆弱比重则相反。
[期刊]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孙伯驰  段志民  
有关非农就业减贫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当前贫困,对未来贫困的影响甚少涉及。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PSM-DID方法探讨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在总体上可有效降低农村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然而,这一影响在不同类型的农村家庭中存在显著差异,暂时性贫困家庭可通过从事非农就业降低贫困脆弱性,而慢性贫困群体则受限于自身的禀赋无法从非农就业中获益。将非农就业划分为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两类,发现农村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可有效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农经营的脆弱性减弱效果并不明显。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主要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和降低收入不确定性渠道阻击农村家庭未来可能的贫困。
[期刊]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苏剑峰  聂荣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
[期刊] 人口研究  [作者] 徐洁  李树茁  吴正  刘伟  
文章采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15年"安徽省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基于IPCC"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分析框架和综合指数评估模型,构建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分别从农村老年人家庭暴露水平、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出发,探讨不同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指数及其维度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保持在较高水平,高、中等养老脆弱性家庭所占比例为51.81%。高养老脆弱性农村老年人家庭具有高龄、低教育水平、低生活自理能力、低收入的特征,而中等脆弱性农村老年人家庭的各项特征均与高脆弱性家庭相差甚微,并且丧偶、子女中只有女儿或不与子女、孙子女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家庭暴露水平与敏感性较高。
[期刊] 农村经济  [作者] 杨烁晨  杜海峰  刘诗奇  
实现农村居民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本文从非稳定就业与脆弱性的角度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6年、2018年两期调查数据,基于期望效用脆弱性分解、倾向值得分匹配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农村居民非稳定就业对家庭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稳定就业显著增加了农村居民家庭的脆弱性,且存在区域差异。非稳定就业主要通过区域间不平等与区域内不平等两个渠道提升了农村居民家庭脆弱性水平;非稳定就业通过减少协同性风险对减少脆弱性具有积极的意义。整体而言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造成了农村居民的福利损失,也增加了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农村居民家庭的福利差距。提升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对于切实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期刊]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杨晓燕   冯兴元   李睿君  
促进农村家庭生计可持续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基于CFPS两期整合数据考察正规借贷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集中在-0.459~0.225之间,整体脆弱性水平较低。相较于非正规借贷家庭,正规借贷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更低。房屋正规借贷高额度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较高,而非房屋正规借贷高额度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较低,这两类农村家庭的低额度正规借贷组中有很大部分家庭的生计可持续能力很高。回归结果表明,正规借贷额度每提高1个单位,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降低12.1个百分点。相较于房屋正规借贷额度,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降低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屋正规借贷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均可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非农化的转型进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但房屋正规借贷在该机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更大。据此提出引导农户合理使用正规借贷资金,开发“房贷+”金融产品,细化农村金融帮扶策略的对策建议。
[期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作者] 刘欢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四次调查数据,选取445份农村老龄家庭样本对老龄家庭脆弱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老龄人口收入及遭遇的风险对其脆弱性有重要影响;家庭非生产性资产、异质性风险与家庭慢性贫困脆弱显著正相关,家庭生产性资产、公共转移支付收入、养老金收入、医保参保与家庭慢性贫困脆弱显著负相关;家庭生产性资产、异质性风险变量与家庭暂时性贫困脆弱显著正相关,退休金收入与暂时性贫困脆弱显著负相关。下一步,应当建立精准识别老龄脆弱性的瞄准机制,强化社会保障的作用以及建立动态的脆弱性监测评估机制
[期刊] 中国农村经济  [作者] 沈冰清  郭忠兴  
关键词:
[期刊]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作者] 杨文  
脆弱性能综合反映家庭贫困和因各种风险所导致的消费波动性。基于对家庭脆弱性的定义和效用函数形式的设定,使用CFPS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进行度量,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家庭是脆弱的。针对农村家庭亲友间频繁的送礼现象,尝试把礼金支出额作为家庭脆弱性模型的解释变量之一,计量结果表明:以礼金支出额为代表的社会资本能有效降低中国农村家庭的脆弱性。
[期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 陈池波  龚政  
数字普惠金融是提升农村地区金融包容性的重要途径。基于CHFS2017和DFIIC2017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也基本呈现出负向影响,在一级指标中,相比使用深度,覆盖广度的缓解作用更大,在支付、保险、货币基金、投资和信贷等二级指标中信贷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低资产、低教育水平农户的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信贷约束与提高农户金融素养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据此,本文提出大力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完善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服务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议。
[期刊] 农村金融研究  [作者] 阮若卉   罗明忠  
家庭金融脆弱性状况事关国家安全和家庭福利。数字化时代,个人的数字素养高低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论文基于2017和2019年两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数字素养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素养的提高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采取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通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式、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和更换计量模型等方式进行再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高物质资本家庭、亲友中有数字金融行为的群体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农村,数字素养提升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提升主要通过提高风险认知水平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教育与培训,积极引导金融服务主体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从而更好地发挥数字素养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效应,助力农村共同富裕实现与社会和谐稳定。
[期刊] 中国农村经济  [作者] 张栋浩  尹志超  
贫困脆弱性研究关注农村家庭在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在贫困研究中具有前瞻性,贫困脆弱性指标也是衡量脱贫机制长效性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金融普惠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因子分析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和满意度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村庄层面的金融普惠指数,发现金融普惠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其次,进一步通过区分金融普惠的不同维度发现,金融普惠的渗透度对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渗透度;在金融普惠的使用度上,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可以比传统金融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金融普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缓解风险性问题,进而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以增加金融服务广度为目的的金融普惠发展,作为中国当下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奚晓军  章贵军  
文章在测度我国农村不同年龄群体贫困转移矩阵基础上,结合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动态转换模型测度不同年龄家庭群体的脱贫原因和致贫原因。利用2012—2016年CFPS面板数据,并采用双随机矩阵反映农村居民不同平均年龄家庭贫困状态的跨期变化,同时结合福利生产函数构造的回归模型和贫困动态转换模型测度我国农村居民不同年龄阶段VEP形式的贫困脆弱性以及贫困脆弱性的原因。结果发现:较低贫困线下平均年龄较高家庭脱贫率及致贫率与年龄较轻人群相差不大,而在较高贫困线下二者相差悬殊;贫困线上升使得贫困家庭脱贫比例降低而非贫困家庭致贫可能性大幅增加,但高龄家庭波动幅度大于低龄家庭;农村贫困家庭脆弱率逐年降低,但高龄家庭下降速度慢于年龄较低家庭的下降速度;平均年龄越高的家庭结构性脱贫比例和结构性非贫困比例越低,而结构性致贫比例与结构性贫困比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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