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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 汪为  吴海涛  彭继权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20062010年的农村住户连续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从消费、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资产5个维度测算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并按多维贫困持续年度将贫困动态性划分为从不贫困、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多维动态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没有农村家庭处于极端多维贫困;影响农村家庭暂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因素主要有接受培训劳动力占比、家庭经营类型和所在村是否在郊区,此外,农村家庭慢性贫困
[期刊] 税务与经济  [作者] 汤晋  陈洋庚  滕盼  
建立相对贫困缓解的长效机制是2020年后中国减贫事业的新战略,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深度剖析至关重要。目前农村家庭不仅存在收入贫困,其教育水平、生活条件等各方面的贫困更为严重。不同因素对贫困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农村家庭规模、从事个体经营情况、医疗保健支出、商业保险性支出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政府补助、外出打工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解决农村家庭多维贫困问题,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隔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其次要积极引导农户使用清洁能源,减少农村人口脱贫阻碍;再次要保障农村地区饮水安全;最后要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法律素养。
[期刊] 统计研究  [作者] 谢家智  车四方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入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
[期刊] 经济问题  [作者] 苏静  肖攀  阎晓萌  
结合CFPS微观面板数据和Log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与农村金融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转化的影响效应与交互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正向促进家庭脱离收入贫困与能力提升机会贫困,负向抑制家庭陷入两类贫困。非正规金融正向促进家庭脱离健康贫困和多维贫困,负向抑制家庭陷入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而正规金融正向促进家庭脱离收入贫困与能力提升机会贫困,负向抑制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社会资本与农村金融交互影响农户家庭多维贫困转化,社会资本的增强不仅强化了非正规金融促进家庭脱离收入贫困的正向效应与抑制家庭陷入健康贫困的负向效应,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正规金融促进家庭收入贫困缓解的正向效应。在社会资本作用下,非正规金融促进农户家庭脱离收入贫困的作用更强,而正规金融抑制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作用更加明显。
[期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 周强  张全红  
资产扶贫具有重要的主体培育和增能作用。本文在多维贫困理论和测度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贫困的特征事实和非正规金融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资产缺乏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的资产积累都不理想;农村土地与住房的资产效应太弱导致高收入家庭将财富转化为住房资产时遭受了更严重的"隐性剥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家庭收入与资产积累产生了显著的逆向分配作用,其更多地有利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减缓,由此扩大了农村中高与中低收入家庭多维资产贫困不平等程度。据此,应着手构建资产扶贫的政策体系,这对于乡村振兴及资产扶贫赋予脱贫人口持续发展能力意义重大。
[期刊]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 王强  
扶贫先扶志,增强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已成为扶贫举措中一致的共识。基于2014~2016年中国农村困难家庭面板数据,尝试探究精准扶贫以来,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深度越深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陷入贫困时间越长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单纯提供资金补贴帮扶方式显著降低其客观脱贫内生动力,提供就业创业的积极帮扶能显著提升其主观脱贫内生动力。对此,建议精准扶贫政策设计考虑对贫困群体建立有关贫困深度和陷入贫困时长等系列评价指标体系,实施分类管理和帮扶,贫困程度较深者除了物质帮扶以外,更应注重培育其脱贫内生动力。同时还应实施积极的帮扶政策,构建责任关联的现金给付制度。在2020年全面脱贫后对贫困程度较深者持续进行跟踪并健全政策配套。
[期刊] 调研世界  [作者] 何家军  朱乾宇  
本文基于三峡湖北库区4区县444户农村移民家庭2006年和2010年的入户监测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并比较了迁移初期和迁移后期农村移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变化。研究表明:从迁移初期到迁移后期,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但相对贫困仍在较大范围内存在。在迁移初期,移民的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区位特征都对移民家庭的相对贫困状态有显著影响,但到了迁移后期,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时间总和成为影响家庭相对贫困的首要因素。
[期刊] 调研世界  [作者] 何家军  朱乾宇  
本文基于三峡湖北库区4区县444户农村移民家庭2006年和2010年的入户监测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并比较了迁移初期和迁移后期农村移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变化。研究表明:从迁移初期到迁移后期,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但相对贫困仍在较大范围内存在。在迁移初期,移民的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区位特征都对移民家庭的相对贫困状态有显著影响,但到了迁移后期,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时间总和成为影响家庭相对贫困的首要因素。
[期刊] 经济经纬  [作者] 罗庆  杨慧敏  李小建  高更和  
过去10多年里,以农村收入衡量的贫困得到明显改善。然而,农村贫困具有多维性和动态性。文章基于A-F多维贫困指数及其分解指数,利用2004—2014年河南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对多维贫困的水平、强度和构成的变化进行研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4—2014年,河南农村多维贫困状况得到大幅改善,但多维贫困缓解程度和削减模式因时间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多维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随着绝对收入贫困的逐渐消除,多维贫困将成为未来精准扶贫战略的重点和难点;除住房外,其他多维贫困指标的贫困发生率均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教育、燃料和卫生设施3个指标对总体多维贫困贡献最大;多维贫困状况不仅与户主特征、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均收入有关,还与家庭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村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联系。
[期刊] 教育与经济  [作者] 贾玮  黄春杰  孙百才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收入导向型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方法识别农村家庭的贫困状况,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教育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越深,教育维度受到剥夺的概率也越大;教育减贫效应显著,越是贫困的群体,教育的减贫效应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减贫效应越大;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在教育减贫中发挥中介作用,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社会资本取代自然资本的地位,发挥中介作用;教育的减贫效应随着居民年龄的提升,边际效应递减;相比于东部和中部,教育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减贫的影响更大。进入"后扶贫时代",在充分发挥教育对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作用的基础上,应将教育资源向相对贫困的个体、家庭和地区倾斜。
[期刊] 农业技术经济  [作者] 林闽钢  张瑞利  
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CHNS数据,围绕农村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测算和分析表明,与农村非贫困家庭比较,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收入流动性较差;贫困家庭的子女收入对父母收入的依赖性更强;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情况等重要社会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贫困家庭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和社会劣势的影响;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受教育水平、上学机会、就业状况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这表明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明显。
[期刊]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 贺志武  胡伦  
基于甘肃、陕西省农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缓解影响。在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而社会声望、社会网络则会显著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反映出社会资本不同构成对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具有方向不一致性。此外,户主年龄越大、户主为汉族、户主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更充裕、户主所在村是扶贫移民村的贫困户,其多维贫困缓解更显著;而户主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较长、户主所在村庄自然灾害越严重,则不利于其多维贫困缓解。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吴海涛  侯宇  曾燕芳  
文章基于课题组在湖北省孝昌县实地调查得到的数据,利用Alkire和Foster提出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选取教育、收入、消费、闲暇、健康和决策权等6个维度对农村家庭贫困及其性别差异进行了度量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女性的贫困程度高于男性,女性在教育、消费和决策权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特别是在决策权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教育贫困和消费贫困是当前农村贫困缓解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男性的健康贫困较女性严重。
[期刊] 中国人口科学  [作者] 赵曼  程翔宇  
文章基于2014和2015年在湖北省四大片区调查收集的1 660户农户数据,利用Logit和Tobit模型及工具变量法,分析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现阶段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减贫存在不利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加剧了农村家庭贫困,使所在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更大、程度更深。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剩余不足,外流导致劳动力短缺,限制了家庭发展,不利于家庭脱贫;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分离,家庭经济规模共享不足,家庭现金收入虽然增加,但经等值规模调整后人均收入不增反降,加剧了家庭贫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打工经济"萧条,劳动力外流家庭举家进城难以实现,而促进留守劳动力、回流劳动力就地就业,立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脱贫,是践行"五个一批"、推进精准扶贫的首选之策。文章建议,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发挥"新乡贤"带动作用、培育农村人才、健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促进劳动力就地就业,实现就地脱贫。
[期刊] 统计与决策  [作者] 上官子恒  施国庆  黄健元  王晗  
文章采用洛伦兹曲线得出的FGT指数来测算湖北省2005—2016年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状况,并通过建立绝对贫困FGT指数、相对贫困FGT指数和各脱贫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表明:湖北省农村2005—2009年期间农村居民收入两级分化逐渐加大。2010—2012年期间,农村每户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收入差距的扩大得到了一定的控制。2013—2016年期间,农村每户居民的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且贫困居民的收入增量远超过平均人口收入的增量,收入差距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村居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工作和政府减免税收政策能有效的降低绝对贫困发生率。劳动技能培训和政府减免税收政策能有效的降低相对贫困发生率,同时降低绝对贫困深度、绝对贫困强度、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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