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经济、社会心理和制度四个层面，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城市的意愿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大多愿意落户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农业转移人口选择落户城市的类型主要受文化程度、承包地、房产、城市生活适应性、签订就业合同状况、接受职业培训状况、参加社会保险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城市落户能力为分析框架,将农业转移人口划分为工作住房双稳定型、单工作稳定型、单住房稳定型、工作住房双不稳定型,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究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落户能力与其城市落户意愿之间关系。研究发现,工作住房双稳定型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户口迁移意愿最高,其次是单工作稳定型,再次是单住房稳定型,最后是工作住房双不稳定型;在迁移城市购买了住房、有固定期限/非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作均显著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迁移城市的意愿,且住房购买情况与工作合同签订情况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工作稳定性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要高于住房稳定性。通过本文研究可知,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需要从城市落户能力角度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分类,另外,相比传统的以住房为中心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策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稳定性可能是中国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更有效、更持久的路径。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农村退出、落户城镇，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定量研究方法，探索并分析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对土地置换城镇户籍持观望态度的比例较高，个人特征因素（年龄、婚姻、性别、文化程度）、经济因素（参加劳动培训、签订劳动合同、居住处）、社会生活因素（朋友数量）和土地处置因素（承包地的处置方式）对农业转移人口用土地置换城镇户籍的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文章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的居留落户意愿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远低于居留意愿,二者影响因素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个体生命历程、流出地资产和流入地社会融合等方面。40岁以上的流动人口对城市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导致其落户意愿强烈,落户无望将导致其快速返乡;承包地的收入保障功能使流动人口能够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城市购房的困难则迫使其为保留农村宅基地而不愿落户城镇;社会融合特征对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经济层面的融合显著提升居留意愿,社会心理层面的融合则对落户意愿的提升作用更强。

了解农业转移人口是否愿意落户城市,判断影响他们留城定居意愿的因素,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对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个体外来劳动力留居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留居城市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性别、工资收入、城市生活融入程度等。

以四川省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抽样调查获得研究数据，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文化程度、自治机构利益代表性、自治机构换届选举、＂自治机构、公共组织、政府部门＂回应性等是显著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意愿的因素。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角度出发，应该注意通过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素质水平，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型、角色转换，强化农业转移人口组织化程度，完善基层社区自治组织选举制度，提倡自治组织、公民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等途径，构建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治理环境、制度环境、组织环境，进而有序推进农业转．．．

文章运用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数据,采用OLS、PSM、标准logit模型等方法估计市民化意愿(转户意愿和长期居住意愿)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有转户意愿和长期居住意愿分别使消费水平显著提升,长期居住意愿对消费水平的影响高于转户意愿。政府应适当提供政策支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结合"户籍化市民化",重点推进"常住化市民化",以推动消费需求增长。在消费结构方面,有市民化意愿者会显著降低食品支出占比,明显增加在住房和请客送礼方面的消费比重以促进融入城市。有转户意愿者还会显著提高教育支出比例,而有长期居住意愿者还将大幅增加医疗消费份额。因此,政府应尽力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融入城市的条件,致力于完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制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维护农业转移人口切身利益的客观要求，也是畅通城乡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了不同地级市的社会流动性水平，并将地级市特征信息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进行匹配，实证考察了社会流动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流动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该结论具有稳健性，且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能够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地的经济、社交和心理融入，进而提升其市民化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流动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和个体人力资本水平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据此，文章建议积极营造公平开放的社会环境，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以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安居落户。

本文利用CHIP2008数据,采用Ivprobit与probit模型对比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社会保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规模与市民化意愿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大城市和小城市具有较大的需求空间,中等规模城市不明显;(2)城乡社保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城市社保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农村社保则表现为显著的负面作用。积极实施以小城市为依托的"就地城镇化"、推动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和城乡社保一体化可能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效解决之策。

农民工能否落户城镇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大的现实影响。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两方面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进行了探讨。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状况及学龄子女是否在本地就学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落户意愿,表明制度性因素的重要;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基于传统的先赋性场域网络如亲属网对农民工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而基于现代社会的自致性场域网络如朋友网、行政组织网、工作同事网则显著提高了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意愿。

本文通过对1877名湖北籍农民工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得到66.8%的农民工喜欢城镇生活却只有7.3%的农民工愿意落户城镇,且农民工愿意落户城镇类型与户籍迁移分类政策呈现逆向选择的结果。农村土地制度不健全、工作不稳定和社会保障缺失是农民工不愿意落户城镇的主要影响因素。赋予农村土地财产权,让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工的转户热情,促进城镇化发展。

当前,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尤其是要解决好重点群体的落户问题。本文利用原国家卫计委组织实施的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研究重点群体的落户意愿差异,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家庭、经济和社会制度4个层面对重点群体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整体来看,重点群体落户意愿均受到受教育年限、流动时长、流动范围、个体收入和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的影响,其中受个人收入因素和社会制度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分群体来看,农村学生升学进入城镇的人口完全不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在城镇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的农业转移人口是唯一受子女教育影响的群体;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不受年龄、子女教育和住房支出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不受子女教育因素的影响。

从农业转移人口构成类型、户籍地与迁入城市的视角,分析了市民化意愿的状况及资本要素禀赋对其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总体不高,个体工商户、省内户籍、迁入特大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加愿意成为市民。经济收入高、消费节制、户籍影响小、社保参加度高、机关单位熟人数多、公共文体参与度高、年龄小和女性等特征对市民化意愿的总体影响为正向,但不同群体间可能存在一些具体差异。分析认为革除体制弊端、提升资本存量、关注分层需求、因城施策是提高市民化意愿的有效渠道。

利用2016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动态人口监测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考察了流动特征和政府服务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内流动、流入本地时间越长、流入城市等级越高以及与家庭成员一起流动能显著增强其长期居住意愿与落户意愿,由政府提供住房、缴纳住房公积金、在公有制性质单位就业也均能显著增强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居住意愿和落户意愿。由政府提供就业信息只能增强其长期居住意愿,却不能增强其落户意愿。社会保险还存在着缴纳和受益领取的异地接续困难,缴纳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会显著降低农业转移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和落户意愿。由此,政府应根据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特征和需求,提供精准性公共服务,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技能培训,并帮助其随迁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更快融入城市,消除城乡在住房、就业等公共服务和福利的户籍差异,建构全国统一、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险政策体系。政府还应大力打造省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并以乡村振兴助力城市化发展,吸引并留住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业转移人口,使他们成为城市发展的"新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