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新征程，重新审视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基于农业强国建设与城乡融合发展“双向赋能”的紧密联系，阐释农业强国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特征，解析农业强国视域下中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研究表明：农业强国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多层次、强协调、有侧重的丰富内涵，涵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要素优化配置、农耕文明传承发展提升、产业链协同与延伸、绿色低碳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等多维特征。与此同时，农业强国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仍面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不顺畅、县域产业辐射带动能力不充足、产业协同发展与链条延伸不充分、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机制不健全等现实挑战。新时代新征程应以县域综合承载能力与治理能力为基础、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动能、以县域富民产业为重点、以绿色低碳转型为趋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强国建设。

[目的]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的高级形态和必然趋势。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理解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提出未来一个时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政策建议，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支撑。[方法]基于党和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战略考量，综合运用历史、实证等研究方法，在明确城乡融合的重要意义、历史方位和基本特征基础上，提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结果]我国城镇化走过70多年历程，工农城乡关系深刻演进，总体上经历了城乡分治、城乡渗透、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等发展阶段，但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功能形态融为一体、产业结构日益趋同、现代要素双向流动、发展差距持续缩小等方面基本特征。[结论]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大局，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谋划，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城乡功能融合、产业融合、要素融合、社会融合。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推进城乡与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目标之一。面对中国城乡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生产要素流动失序、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空间格局分布失调等问题,本文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是实现城乡经济共生、居民福祉均等、发展耦合联动,而县域作为联结城镇与乡村的关键环节和相对独立的经济综合体,是新时期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和主要载体。在此基础上,本文统筹考虑“要素—资源—空间”三个维度,从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公共资源普惠共享、空间格局协调优化三个方面构建了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并结合理论分析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特征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这对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实现城乡和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正好为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破解城乡融合发展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注入新动能。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入手，从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面板回归和门槛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对城乡融合发展程度提高具有较强影响；当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从全国层面来看，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由弱变强，其对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门槛特征，且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揭示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新时代,党中央用"城乡融合"来界定和推动城乡关系的发展,是我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必然选择,既符合历史的逻辑,也符合理论的逻辑。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内涵是把城乡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放在开放的、公平的、公正的发展环境中,让城乡资源要素对流畅通、产业联系紧密、功能互补互促,推动城乡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态环境向一体化方向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城市的单极发展,而是城乡两极的协同交融发展。因而,城乡融合发展不能只依靠城市的单向带动,而是需要城乡双向共同推进。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重要部署。基于系统论观点，城乡融合发展是城市和乡村两个包含不同功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一种新发展形态，城乡经济融合、政治融合、文化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等五大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多维有机整体，来自城乡五个子系统的内部融合推力和外部环境压力共同形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要通过健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完善城乡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建立城乡文化互哺机制，健全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机制，健全城乡一体绿色治理机制，推进新时代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调整的根本方向和高级形态,是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衡量城乡是否实现了融合发展,可以从要素、功能和权利三个维度来综合判断,即是否实现了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功能互补耦合和权利机会平等。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应以实现人的自由迁徙与社会融合、工农部门"效率收敛"、要素市场化配置为基本导向,畅通城乡人口双向迁徙、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个循环",筑牢市场、法治、信用三大根基,推进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产业发展融合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联通化、居民收入均衡化,重塑城乡关系。

本文在深入分析经济新常态下江苏推进农业现代化面临新的制约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树立＂两型＂农业发展理念、探索各具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以及实施＂五大＂工程的对策建议。

数字中国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目前数字中国建设仍然面临数字经济发展受限、数字治理模式滞后、跨界危机频繁发生、大国竞争持续加码等现实挑战。从顶层设计看，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具有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国家数字治理水平、提高国家国际竞争韧性等重大战略意涵。为此，应健全和完善国家数字治理法律和政策体系，强化数字领域发展所需各类基础设施，增强国家数字规则主导能力以推动数字中国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汇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系统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以及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与城乡融合发展统筹考虑,进一步完善了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领导力量、经济制度、价值理念、分工体系、物质和精神财富等现实条件。新发展阶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推动城乡产业发展进程一体化、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化、基础设施配置协调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水平均衡化。

保障农业初级产品有效供给是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文章阐释了新发展阶段农业初级产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多元供给为途径、内外统筹为准则、有效供给为目标的内涵特征；剖析当前农业初级产品供给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生产成本上升、气候变化威胁、流通环节不畅、居民消费升级等各种挑战；提出在生产端夯实农业基础设施、深化技术赋能、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在流通端建设现代流通和储备体系、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及在消费端节约食物和建立健康饮食结构等可行路径，为新发展阶段保障农业初级产品有效供给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该《决定》同时使用了“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概念。大家知道,最早在2003年,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2012年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2017年又提出“城乡融合发展”,这三个概念是从不同视角对城乡关系的不同表述。当中央提出“城乡融合发展”之后,一些地方甚至有学者把它片面理解为是对“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替代,显然这是一种误解。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城乡关系演变新的阶段，是新中国70多年党和人民摆脱贫困、推动改革发展的实践探索，也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以及中国城乡发展的伟大实践，从城乡要素配置、产业协同、文明普及、空间融合四个方面阐释城乡融合的科学内涵，深入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公平与效率三个维度，对城乡融合与城乡一体化进行理论辨识。

立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新要求与新任务，高水平保障粮食安全是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面临的首要课题，决定着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基础是否牢固。本文基于粮食安全与农业强国的关系，阐释农业强国视域下保障粮食安全的内涵与意义，分析中国建设农业强国的粮食安全现实基础，探讨高水平保障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农业强国视域下保障粮食安全的推进策略。研究表明，农业强国视域下对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是多层次的，需要从总量安全、质量提升、结构优化、生态可持续、供给多元化等多方面高水平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粮食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经营体系、储备能力与物流体系建设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对标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任务，我国粮食安全仍然面临粮食总量缺口大、自然资源约束加剧、单产提高难度大、种粮效益持续下滑、进口不确定性增加、粮食浪费等问题与挑战。因此，新时期应从保障粮食安全优先级、持续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增强粮食供应链韧性、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等方面高水平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业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