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避税为股东增加价值的同时也增加了违反税收法规的风险,本文从企业合规目标的视角,检验了内部控制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本文以2007年至2012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税收征管执法更严格的环境中,内部控制对企业激进避税行为的约束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助于企业合规目标的实现,减少企业因激进避税而增加的违规风险,并保护投资者利益。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全面理解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增量的经验证据,也丰富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避税行为影响的研究文献。

本文以我国2008-2015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管理层权力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在二者关系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企业激进税收行为正相关,支持了管理层权力假说,也补充了避税代理观的研究;进一步地,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管理层权力和避税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

基于我国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内部控制、避税与企业价值间关系，结果显示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激进的避税行为降低企业价值，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激进避税具有抑制作用，并对避税与企业价值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体现在微观上应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权衡避税成本与收益、防控企业风险，宏观上应完善税收法规政策、发挥外部监督作用。

当外源融资成本较高,而内部现金流又不充足,企业无法为有利的投资机会募集到所需资金不得不放弃部分投资项目时,便会陷入融资约束困境,导致管理层不得不削减现金支出或提高流动性。而避税在降低企业纳税义务的同时,伴随的是现金支出的降低。因此,企业可能会选择激进的避税,以缓解资金方面的困境。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可能会受到内部控制的约束,高质量内部控制可显著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降低企业外源融资成本和管控税收违法风险,因而可能会弱化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融资约束能否诱发企业激进的避税,考察内部控制能否抑制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基于2008年至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KZ模型度量融资约束,采用会计实际税率及其变体度量企业避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融资约束能否诱发企业激进的避税,以及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否抑制融资约束所导致的企业激进避税动机。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企业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依旧显著;随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融资约束与企业激进避税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减弱。激进的避税是陷入融资约束困境企业改善资金短缺状况的替代选择,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融资约束诱发的激进避税。从多个角度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产权性质和金融环境的差别均不会影响上述结果。研究结果有助于学术界丰富和深化对融资约束经济后果、企业避税诱因以及内部控制作用机理等方面的认识,也能为税务机关、金融监管当局和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政府应加快培育宽松和高效的金融环境,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有效的沟通渠道,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简化企业融资手续,提高金融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税务机关与融资约束企业之间应该建立灵活的协调沟通机制,理解和关怀融资约束企业面临的困境;推动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的全面实施,强化信息披露,改善信息环境。

本文选取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沪深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运用指标衡量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与避税程度；引入控制变量，通过电商行业与非电商行业的数据比较，并结合其他方面如法规等定性分析，研究电子商务中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避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结果表明：不良的内部控制容易引发激进的避税行为，而电子商务环境则会加剧这种现象。

税收负担的轻重直接关系到企业实得利益的多寡，如何在国家税收政策的指导下合理合法地进行有效的税务管理与筹划一直是企业关注的问题。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十余年来内部控制建设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避税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兼具“治税”和“避税”作用；相比于非国有企业，U型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合法合规和报告可靠两大目标的实现是内部控制“治税”与“避税”的传导路径。此外，内部控制“治税”的主要对象为激进性避税，“避税”的主要对象为合理性避税而未导致明显的激进性避税，故内部控制产生的“治税”和“避税”效果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影响均是有益的。

本文运用代理理论分析了内部控制、企业避税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并运用我国Ａ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我国上市公司的避税活动普遍会降低企业价值，避税程度越大，企业的价值损失越大；只有在内部控制良好的情况下，企业避税活动才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使避税程度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因此，企业进行避税决策时，首先要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

选取2007—2017年上市中央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影响作用以及国家审计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具有抑制国企避税的治理功能，国家审计监督会显著增强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抑制作用，说明内部控制和国家审计是深入理解国有企业税负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治理效应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小、社会审计质量低和避税激进的国企中更为显著；通过分解内部控制五要素后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抑制效应集中体现在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两大要素上。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达到抑制企业避税的治理目的。

近年来，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取得境外居留权的行为成为媒体和公众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境外居留权是否会为企业的避税行为创造便利？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文章分析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对企业税收决策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一方面，境外居留权可能给企业实际控制人从事不合法或不合规的行为提供了＂保护伞＂，这会使得该类企业更有可能从事避税活动；另一方面，实际控制人具有境外居留权的企业也有可能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其税收规避活动更易被发现，从而也有可能会更少地从事避税活动。实证结果显示，当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时，企业的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了。这支持了第二种理论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当前"三大攻坚战"的核心内容。而企业风险则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风险要素之一。已证实的企业风险影响因素很多,但对于税收规避是否会增加企业风险目前存在激烈争论,更鲜有研究探讨内部控制在此关系中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以2007-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首先,税收规避程度越高,企业的风险越大,说明税收规避的确会导致企业风险的增大;其次,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因税收规避而增大的潜在企业风险;进一步发现,这两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政治关联企业更明显。总体而言,税收规避会导致企业风险的增加,且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是一套有效管控企业风险的制度体系和工具组合。

从税收角度探讨公司税收是否受内部控制质量影响,进而研究在不同税收征管环境下,这种影响是否以及如何反应。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避税动机越强烈,越容易采取避税行为从而降低公司的实际税负。在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环境下,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容易采取激进的避税行为。但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环境下,税收监管较严,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避税倾向不强烈。

文章以A集团为例,依托避税理论、企业集团理论,分析企业集团内部市场的避税效应。研究发现:A集团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控制人配置资源、实施内部市场利润转移交易; A集团的子公司分布在福建、重庆、上海等国内各个地区和美国、俄罗斯等海外地区,享受地区和行业多种税收优惠政策,承担原材料、半成品和产成品生产、贸易等多种职能,集团内部形成存在地区税率差异的内部市场;收入和利润主要向低税率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转移; A集团的实际税率低于同行业实际税率均值。

我国2008年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特别纳税调整管理规程首次引入了"受控外国企业"概念,2009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又对受控外国企业规则作了具体规定。然而,我国的受控外国企业税收规则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足之处。本文认为,我国应在国际减税竞争理论的基础上,完善我国受控外国企业反避税规则体系。

避税可以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值,但也给债权人带来了风险,因而债权人如何看待企业避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利用2008-2016年我国企业的银行贷款数据研究了银行对企业避税的态度。研究发现,企业避税会使银行提高贷款利率和贷款条件,避税程度与贷款政策的正相关关系在那些信息质量低和代理问题高的企业贷款中更为显著。我们还研究了企业避税影响银行贷款政策的渠道,发现避税不能带来现金流增量但是会增加未来现金流的波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银行消极看待企业避税的原因,拓展了债权人治理的相关研究,并对"低避税之谜"提供了一个解释。

本文首先在分析我国企业重组税制现存技术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税制优化的若干建议。其次还剖析了纳税人滥用重组交易活动实施避税的可能性,并针对多种避税倾向设计有效的反避税制度安排,为丰富和发展企业重组税制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