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制度、分工或技术变动内生于经济系统，是当今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核心。本文的分析，旨在从内生技术的角度出发，为经济增长的不同模式构建一个基本的理论体系。这不同于斯通曾经提出的将人力资本模式与罗默模式（1986、1990）相区别的划分方法。而是循着规模收益递增的两种不同来源为思路建立的。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不仅明确了内生技术的源泉，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一个统一的、经济增长的基础机制。

本文对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增长优劣进行比较的实证文献进行综述,总结出四种观点及理论支持。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对银行主导金融体系与市场主导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两种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上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但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某些方面存在优势,因而作者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上是有效的,强行将中介主导型金融体系转变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政策可能是误导的。

新贸易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在试图解决新古典框架下报酬递增与竞争均衡相冲突问题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新贸易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可以对新贸易理论提供新的解释,运用新贸易理论同样也可以对内生增长理论提供新的解释。本文试图围绕着要素积累、内生技术进步、内生技术结构与内生专业化等主要问题,对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的文献进行综述,以期对这一前沿理论的进展有个总体把握。

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文章探讨了国际贸易、环境质量与经济持续增长三者的内在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首先,通过对模型的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给出了平衡增长路径的经济增长率,并系统地分析了在环境污染进入效用函数的情形下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其次,通过对最优增长路径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分别讨论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质量、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影响;污染外部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约束等。最后给出了模型的综合结论及其现实涵义。

用金融发展规模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多局限性,所以很多学者在实证研究中选择金融效率来替代。但学者们并没有从理论上构建模型分析金融效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导致其实证结论缺乏理论支撑。因此,在Garcia-Penalosa和Turnovsky(2006)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内加入金融部门,分析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论显示,金融效率的提高虽然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金融效率提高拉大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不均造成的。政府在金融发展问题上应当兼顾效率和公平,赋予金融部门一定的社会责任,消除人为不公平的信贷配给,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

中国经济增长正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创新的源头是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的投资主体是政府。为考察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Romer (1990)和Jones (1995)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予以扩展,将研发部门扩展为基础研究部门和私人研发部门,将政府公共支出细分为基础研究支出、私人研发部门补贴和消费性公共支出,将劳动力细分为非熟练工人和科研人员且两者不可替代。对扩展后的模型求解一般均衡发现:提高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会推动经济增长;政府补贴对私人部门研发支出具有挤出效应,减少补贴不会抑制经济增长;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会抑制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选择税率分别为10%、20%和30%的数值模拟结果也印证这一结论。

演化经济学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门新兴学科,发展已历经三十余年,传入国内也有十余年。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正在从"均衡"范式走向"演化"范式,而演化经济学在未来可能成为主流研究范式。在快速发展中,演化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但依然存在很多争议。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源起、研究框架、应用前景等方面对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进行了文献梳理,以期推动国内对相关研究的深化、繁衍、竞争和整合。

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的30余年时间之中,刘国光教授对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广泛探讨,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成一体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刘国光教授的

本文以Aghion-Howitt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建立了金融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运用这一框架,本文对美国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美国金融体系既能够有效地促进资本积累,也能够推动创新,从而保持经济的平衡稳定增长,最后,结合两次金融危机指出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

本文在集聚经济和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对本地和周边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而多样化集聚仅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本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盲目跟进中央的相似产业政策是导致生产性服务业低质量多样化集聚,进而未对周边地区产生空间外溢效应的重要原因;生产性服务业在东部地区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以及在中西部地区的专业化集聚,均显著促进了本地和周边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多样化集聚则产生了极为有限,甚至不利的影响。在制造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金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而交通运输、商务服务、批发零售等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则在多样化集聚环境中更易于发挥结构升级效应。不同的是,金融业专业化集聚、批发零售业多样化集聚仅有短期影响,而无长期效应;而交通运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则仅有本地效应,无空间外溢效应。

The paper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investment and sourcing mechanism on its economic growth with a structural model in which aggregate output and investment are treated as endogenous variables.Our estimates using the methods of indirect least squares show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output and investment supporting the hypothesis that China's growth are almost fully attributable to its capital investment.However,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it is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s regarding investment ownership diversificatio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that supported China's lasting growth in the past two decades.Our empirical tests also produc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a's output growth and its level implicating that growth convergence is applicable to China.

本文在将城市化看作是由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关联效应所决定的内生变量的基础上,将其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并对模型的动态特征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我国的总量样本数据对所得结论进行了验证。所得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变迁与经济规模的变化均对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具有重要影响,而城市化水平则又以类似于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不过,与其它因素相比,即使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也要小得多。

通过建立一个由两部门经济构成的增长模型,给出经济内生增长所需满足的条件,并得出衡量各产业偏离度以及产业结构偏离度的一个相对合理指标。然后基于偏离度以及资本缺口的实证分析表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路径选择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储蓄率变化并没有统一模式,但根据各省市自治区产业结构偏离度以及资本缺口情况,关于结构调整方面基本可分为九大类,储蓄率分为下降和上升两类。这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有利于明确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优化资源配置,改善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