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梁秋生对京津沪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检验提出的反质疑做出说明,并补充了采用新的划分口径和采用其他数据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新划分口径的检验和更大数据样本的检验仍然表明京津沪三城市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像他所推算得那样显著,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显著低于1·0。本文还指出了梁秋生在计算北京平均生育年龄变化时的错误、以及他在把握生育年龄变化方面的误解,并探讨了在理解当前总体生育水平方面时生育进度效应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层面问题,以及外来人口分母效应能够得以体现的必要条件问题。本文将梁秋生对京津沪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推算中应用的假设与五普1‰样本数据的相应统计结果进行了具体比较,指出他在推导在校学生性别年龄分布时可能产生的漏洞及其影响。

本文质疑梁秋生论文中控制外来流入人口以后京津沪大城市总和生育率均高于 1 0的推算结果 ,并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样本的京津沪育龄妇女案例进行了检验汇总。按两种不同口径的汇总结果都表明 ,京津沪户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 1 0。

When we are cheer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oaming leisurely in the flour ishing modern capital city, have we had today's brilliance to be linked with the contributions by the non native population? There are many stories telling misfortune of the job seeking girls in the city, and these are more often than not related to the cur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ome fundamentally important questions have been raised: Do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move (migrate) freely?Should the urban development results be shared by the non native population while they have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And when the rural urban gap and in equality resulted fro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will be closed? Three scholars are invited to discuss on these thorny topics.

背景: 外来人口是城市生活者对流动人口的一种特定称呼。流动人口自然包括了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这两部分;而站在城市这一端,流动人口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亦即可称为“流入人口”。通常所谓的流动人口问题实际上已是老生常谈,但老问题总是需要新认识。如读者诸君所知,本刊每次举办一个新的论坛时,都要交待一个背景:这就是,为何要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讨论又是有意义的?

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作为“岗位竞争者”的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但较少关注其对当地劳动力需求端的积极作用，即通过促进新企业的创立而产生“岗位创造效应”。本文利用人口普查和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基于Bartik工具变量处理人口迁移的内生选址问题，实证分析人口迁移的创业促进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外来人口占比的提升，推动了人均新增创业规模，进而推高了流入地的劳动力需求。机制分析表明，外来人口一方面利用个体企业家才能产生直接的创业提升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劳动力供给和本地不可贸易产品需求等产生了间接的创业促进效应。研究结果为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就业优先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广州市对外来人口实行IC智能卡管理 ,跟原来的纸质暂住证管理制度相比 ,IC卡管理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 ,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它实现了管理功能和管理形式上的创新。不可否认 ,广州市IC卡管理施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便民功能欠缺、适用范围有限、权益内容片面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文章通过梳理历年北京市外来人口调控政策,利用多元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分析了不同滞后期条件下外来人口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虽然外来人口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但成效有限,这可能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客观规律,以及外来人口在经济理性下自身选择等原因所导致的。此外,通过设立"一揽子"的政策体系措施有助于有效实现人口调控目标,制定政策时应关注政策的长期时滞所带来的问题,使政策效果达到最优。

外来人口对流入城市的影响与贡献如影随形,重要影响之一是社区的社会分化和空间隔离。本文调查了土海市民对外来人口的社区影响评价和心理接受力,揭示了导致社区不整合的心态背景,提出了改善外居关系、促进社区整合的对策建议。

外来人口对宝安县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却向来缺乏数量分析,所以,进行这种分析,对进一步拓展宝安县经济和自觉调节其经济活动人口的流动,均有重要意义。 分析外来人口对宝安县经济发展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直接材料,但如果利用全县各镇的各类人口和各种经济指标的不均匀分布,采用线性分析法,还是能够较准确地

人口的集聚能力成为衡量省会城市发展活力和辐射周边地区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不少区域性中心城市放开户籍政策,制定含金量很高的人才政策,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展开激烈的"抢人大战",并以人口集聚作为吸收各类稀缺要素和配置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太原市与全国其他省会城市相比,人口规模总体偏少,人口净增量小,人口结构变化明显、人口红利衰减严重,城镇化率高,急需要紧抓机遇,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政策、人才政策,大力建设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多的人口集聚带动资源要素集聚,保障全省转型发展。

为了解上海市外来人口的健康状况、卫生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障情况,本课题组通过问卷和焦点组访谈的形式对闵行区外来人口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7．24%的外来人口自觉身体状况良好,其两周患病率(23．48‰)、住院率(0．83％)、慢性病患病率(42‰)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由于文化程度低、经济水平差、流动性强等原因,外来人口中存在着医疗保险覆盖率低、对卫生服务利用较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知晓程度不高、公共卫生服务难以实施等问题。针对调研结果提出一些应对思路,建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尽量向外来人口倾斜,卫生部门与其他各部门联动起来做好外来人口的卫生服务工作,并加大教育宣传力度,转变外来人口的健康意识,提高外来人口的健康水平。

最近梁秋生和郭志刚二位教授围绕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展开了讨论。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对城市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其原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没有差别。对于全国城市地区,尽管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显著地低于本地人口,但是由于外来人口规模不够巨大,它的分母效应也不太大。作为对比,广东省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不仅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及本地人口的一半,而且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近30%,所以其分母效应非常明显。

厦门特区外来人口管理问题庄求辉厦门市包括厦门经济特区、杏林区、集美区、同安县，总面积１５１６．１２平方公里。１９９２年拥有总户数２８６８３５户，总人口１１５．３６万人（其中：男５９．０７万人，女５６．２９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７６１人。其中厦门经...

文章以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分解法对本地市民、农民工和外来市民三个群体的工资收入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在不同分位数上,三个群体之间的个体工资收入存在一定的差异。(2)个人禀赋和就业环境等影响因素在不同群体的不同收入层次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3)不同群体的工资差异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和制度性歧视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在大部分分位数上制度性歧视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特征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