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从计划任务下达、投资安排、任务完成等方面分析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进展,并对工程建设成效进行了评价。重点论述了工程面临着治理任务重、建设难度大、投资标准低、后续产业发展缓慢、思想认识开始滑坡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要研究工程可持续发展问题、建立工程管护长效机制,加强效益监测评估,加大工程投入等对策建议。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已开展7年,并初显成效。工程区内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依托工程建设新兴生态旅游业、种植业、养殖业得到发展;农牧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方式得到改善。工程建设成果主要是坚持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坚持机制创新多方参与;坚决治理与保护并举,生态与产业并重;坚持落实责任制、分工协作。目前,工程中存在:生态治理难、成果巩固难、后续产业难、资金保障难、综合评价难等问题。对加快工程建设提出了要保证工程建设连续性和稳定性,建立工程建设长效机制等政策建议。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经过１４年艰苦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决定性建设成果。提出了持续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态和经济效益的战略战术。建议加强效益开发，巩固治理成果和扩大治理面积并举，逐步在晋北建设完备的区域性生态体系。

山西省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了恢复植被的优势项目—封山育林、农田林网、生态移民,并建议加大支持力度。对未列入工程建设内容的沼气、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了探讨。建议扩大风沙源治理区域,加快风沙源治理的速度。

京津冀林业生态工程为该区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生态保障。文章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例,利用5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该工程投入与造林面积、造林方式与造林投入的弹性,分析了造林对林业生态工程管理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具有较大的造林投入产出弹性,具有规模优势;工程的建设应采用更灵活的造林方式以降低投入;工程造林中防护林较高的比例不利于林业生态工程的管理和调动林农的积极性。因此,京津冀林业生态工程建设要统筹安排使用资金,发挥区域的规模优势,根据区域特点采用机械造林的方式以降低投入,通过分类经营实现林业生态工程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京津冀林业生态工程为该区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生态保障。文章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例,利用5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该工程投入与造林面积、造林方式与造林投入的弹性,分析了造林对林业生态工程管理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具有较大的造林投入产出弹性,具有规模优势;工程的建设应采用更灵活的造林方式以降低投入;工程造林中防护林较高的比例不利于林业生态工程的管理和调动林农的积极性。因此,京津冀林业生态工程建设要统筹安排使用资金,发挥区域的规模优势,根据区域特点采用机械造林的方式以降低投入,通过分类经营

退耕还林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中的一项重要措施。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不仅没有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粮食生产,而且对促进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明显的生态效益。解决好退耕农户的当前生计和长远发展问题,是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实现国家生态目标持续性的关键。本文分析了河北省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退耕还林实施取得的成效与面临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退耕还林可持续发展策略措施。

自2002年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以来,工程建设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涉及工程补助标准与年限、林粮间作、生态林与经济林比例、管理与保护等。为保障工程持续健康发展,建议调整工程造林投资标准与退耕还林相关政策,制定完善发展规划,建立林业风险基金,加快森林分类经营步伐,提高公益林补偿标准,放开商品林采伐限额。

定量评价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区与受益区的生态联系程度是制定区域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依据。该文基于修正风蚀方程(RWEQ),并结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以下简称"工程区")的风向、风速与土壤尘粒组成,构建了由防风固沙供给度与影响度组成的区域关联度模型,分析了2015年工程区与北京市之间的防风固沙服务关联度。结果表明:工程区内不同县域与北京市的防风固沙关联度介于0%～13.43%。其中赤城县最高,苏尼特左旗、宣化区、怀安县、下花园区和苏尼特右旗等地区较高,翁牛特旗、承德县、宁城县、蓟县与阳原县等地区与北京市的防风固沙关联度不明显。整体来看,区域防风固沙关联度呈现出西高东低、多区镶嵌的空间格局,这主要与工程区主导风向和防风固沙能力的差异有关。此外,工程区内不同县域的防风固沙关联度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因此,作为防风固沙服务的受益区,北京市应优先考虑工程区西部高度关联地域的生态补偿,提高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而保障防风固沙服务的持续供给。

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政策背景，基于2000—2018年环首都地区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植树造林对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PM_(2.5)浓度及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环首都地区的植树造林显著提高了人均GDP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了PM_(2.5)浓度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表明京津风沙源治理中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兼顾，这一结论在选择“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强环境政策冲击会推动地区经济与环境质量的短期提升，但作用的长期可持续性需要加强。此外，强环境政策冲击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带动效应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性。

结合SPOT5遥感数据的特点,根据京津风沙源工程监测的需要,利用SPOT5卫星遥感图像作为信息源,采用计算机分类和人机交互式解译的方法,提取出延庆县张山营镇的京津风沙源工程区,并与二类调查数据对比分析,通过抽样进行实地调查验证.结果表明,用该方法高效、快捷、科学并能取得较高的精度,为遥感数据辅助开展京津风沙源工程监测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京津风沙源工程区沙漠化影响因素和沙漠化土地分布进行分析,提出制定沙漠化防治区划的原则,并对该地区进行沙漠化防治分区,提出不同区域的沙漠化防治战略对策。根据气候分区、植被和土壤的分布、地貌类型以及沙漠化土地分布情况,将京津风沙源工程区划分为6个治理区,即乌兰察布高原退化草原治理区、锡林郭勒高原北部退化草原治理区、浑善达克沙地沙化治理区、科尔沁沙地西缘沙化治理区、坝上高原-雁北高原风蚀、水蚀治理区和燕山山地水蚀治理区。

【目的】水源涵养服务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生态系统服务之一，也是评估区域生态环境效益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以水源涵养量为指标，探究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的生态效益。【方法】采用区域土地利用/覆盖和气象数据，量化了2000-2018年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和同期水源涵养量动态，进而评估了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水源涵养服务的影响。【结果】（1）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自西北向东南依次以草地、耕地、林地覆盖为主，水源涵养量自西北向东南递增；（2）2000-2018年，林地总体增加了14.22%，区域水源涵养量总体也呈现增加趋势，晋北山地丘陵区、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科尔沁沙地、鄂尔多斯高原和大兴安岭南部区等增幅相对较大；（3）区域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随不同时期、亚区分布和地类转换而存在差异，林地水源涵养服务量最高，且在各亚区均占主导地位；（4）2000-2010年，全区内草地向林地转移对水源涵养量增加的贡献最大，达49.32×10~8 m~3，大面积草地转为林地使大兴安岭南部区水源涵养量增加最为显著，达16.11×10~8 m~3;(5)2010-2018年，全区内仍是草地向林地转移对水源涵养量增加的贡献最大，达3.87×10~8 m~3，荒地开垦、造林、种草对涵养水源的贡献集中作用于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区，增加了1.31×10~8 m~3，退耕还林和草地向林地转移对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贡献最大，达1.84×10~8 m~3。【结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以来，退耕还林、荒地造林、草地治理等措施使研究区水源涵养服务有效提高，引起水源涵养量增加的土地利用/覆盖转移类型主要为未利用土地向林、草地转移和草、耕地向林地转移，地类转移对水源涵养量增加贡献最大的区域主要为大兴安岭南部区、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区和晋北山地丘陵区等东南部区域。区域土地利用/覆盖格局有待进一步优化，下一阶段的工程实施应当根据各区生态特点分区施策，因地制宜，对耕地水源涵养服务能力较弱区域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有必要保留的耕地改进水土保持耕作栽培措施，未利用土地面积较大区域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科学实施封沙育林育草或进行人工造林，并加强管护，使研究区高生态效益区持续稳步发展，低生态效益区重点治理，高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