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质疑梁秋生论文中控制外来流入人口以后京津沪大城市总和生育率均高于 1 0的推算结果 ,并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样本的京津沪育龄妇女案例进行了检验汇总。按两种不同口径的汇总结果都表明 ,京津沪户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 1 0。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2 0 0 0年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 0 67、0 88和 0 68的超低水平。分析表明 ,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的迅速扩大 ,以及无户籍“漂泊“人口的增加是造成大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 ,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功能上存在明显的缺陷 ,既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真实的时期生育率水平 ,也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实际的终身生育水平

本文就梁秋生对京津沪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检验提出的反质疑做出说明,并补充了采用新的划分口径和采用其他数据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新划分口径的检验和更大数据样本的检验仍然表明京津沪三城市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像他所推算得那样显著,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显著低于1·0。本文还指出了梁秋生在计算北京平均生育年龄变化时的错误、以及他在把握生育年龄变化方面的误解,并探讨了在理解当前总体生育水平方面时生育进度效应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层面问题,以及外来人口分母效应能够得以体现的必要条件问题。本文将梁秋生对京津沪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推算中应用的假设与五普1‰样本数据的相应统计结果进行了具体比较,指出他在推导在校学生性别年龄分布时可能产生的漏洞及其影响。

郭志刚教授对本人原文的潜在含义存在一定误解 ,其所做检验不足以否定本人原文的基本结论 .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婚育年龄推迟过程中对京津沪超低TFR的影响因素固然存在 ,但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同样不容置疑

最近梁秋生和郭志刚二位教授围绕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展开了讨论。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对城市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其原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没有差别。对于全国城市地区,尽管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显著地低于本地人口,但是由于外来人口规模不够巨大,它的分母效应也不太大。作为对比,广东省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不仅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及本地人口的一半,而且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近30%,所以其分母效应非常明显。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中是否存在显著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和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否大于或小于1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问题。统计数据和进一步的分析均表明,平均生育年龄的推迟不能完全解释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在分析和推算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高校在校生的性别和年龄构成时,不仅1‰或1%普查抽样数据的样本容量明显不足,“五普”长表数据本身也存在显著的代表性误差。“五普”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京津沪大量短期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剧增,必然会导致京津沪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

外来人口的就业能力影响其自身职业向上流动和城市融入,也关系着中国未来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要素的国际竞争力。该文在系统述评西方就业能力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与研究对象的特性,构建基于个体自身微观、个人环境中观及需求与政策宏观因素三者互动地分析外来人口就业能力的理论框架。应用京、津、沪、穗四城市调查数据,进行以因子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社会保险的福利享有、社会交往、社区支持、家庭环境、文化素质和工作环境这六大因素对其就业能力影响较大,最后作相关讨论。

文章对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样本进行了生育分析,按北京全市合计、本市妇女和外来妇女分别计算了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以求研究外来妇女对北京市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失调方面的影响。

文章通过梳理历年北京市外来人口调控政策,利用多元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分析了不同滞后期条件下外来人口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虽然外来人口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但成效有限,这可能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客观规律,以及外来人口在经济理性下自身选择等原因所导致的。此外,通过设立"一揽子"的政策体系措施有助于有效实现人口调控目标,制定政策时应关注政策的长期时滞所带来的问题,使政策效果达到最优。

When we are cheer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oaming leisurely in the flour ishing modern capital city, have we had today's brilliance to be linked with the contributions by the non native population? There are many stories telling misfortune of the job seeking girls in the city, and these are more often than not related to the cur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ome fundamentally important questions have been raised: Do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move (migrate) freely?Should the urban development results be shared by the non native population while they have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And when the rural urban gap and in equality resulted fro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will be closed? Three scholars are invited to discuss on these thorny topics.

背景: 外来人口是城市生活者对流动人口的一种特定称呼。流动人口自然包括了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这两部分;而站在城市这一端,流动人口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亦即可称为“流入人口”。通常所谓的流动人口问题实际上已是老生常谈,但老问题总是需要新认识。如读者诸君所知,本刊每次举办一个新的论坛时,都要交待一个背景:这就是,为何要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讨论又是有意义的?

本文根据人口统计数据对上海外来人口在基础教育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描述,分析了上海PISA测试中"新上海人"所占的比例和成绩水平。PISA 2012的测试结果表明,外来人口同样参与了上海PISA测试且成绩表现优异。

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作为“岗位竞争者”的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但较少关注其对当地劳动力需求端的积极作用，即通过促进新企业的创立而产生“岗位创造效应”。本文利用人口普查和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基于Bartik工具变量处理人口迁移的内生选址问题，实证分析人口迁移的创业促进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外来人口占比的提升，推动了人均新增创业规模，进而推高了流入地的劳动力需求。机制分析表明，外来人口一方面利用个体企业家才能产生直接的创业提升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劳动力供给和本地不可贸易产品需求等产生了间接的创业促进效应。研究结果为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就业优先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采用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街道为最小行政单元,结合常住人口数据,综合使用空间自相关、人口重心、密度模型等方法,探讨了北京都市区外来人口在2000～2010年空间结构机理及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北京都市区外来人口在近、远郊区过渡环带形成了"增长圈",并有向北、东、南方向蔓延的趋势;(2)外来人口宏观扩散,局部集聚,形成显著空间集聚性结构,外来人口牵引常住人口重心向东、北部移动;(3)北京都市区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以天安门为中心的20km范围内,密度由中心向外围先增后减,在7km处形成密度峰值;外来人口密度的空间模型与常住人口不同,以Clark模型最优。

上海市１９９８年外来人口婴儿死亡数４４０人，死亡率为２２．９０‰，常住人口婴儿死亡数是３７２人，死亡率为６ ０３‰。外来人口婴儿死亡率是上海常住人口的３．８０倍，相当于上海六十年代初的水平。外来人口婴儿死亡占外来人口总死亡的２１．９８％，是外来人口的主要死亡人群。降低外来人口婴儿死亡率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