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会显著提高留守儿童抑郁水平,其重要作用机制是父母好外出务工无法给孩子提供有效的共情陪伴,孩子的烦恼无法向父母倾诉。其中,母亲外出务工对孩子抑郁程度的影响大于父亲,父母同时外出务工对子女抑郁水平影响最大,父母外出务工对女孩抑郁的影响大于对男孩的作用,对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大于对城镇留守儿童的作用,上述效应不受父母外出时间长短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母亲外出务工会显著降低留守儿童幸福感、自信心和人际交往意愿,从而妨碍留守儿童健全人格的塑造。以社区或县级的外出务工概率作为父辈个体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本文首次从共情陪伴的角度识别了亲子分离对子女精神健康的影响,为制定科学的人口流动公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和2014年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了因父母外出所导致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健康差异。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健康水平显著地低于非留守儿童,表明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健康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同时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而父亲或母亲单方外出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通过对比发现,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明显超过对城镇留守儿童的影响,对6岁及以下留守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明显超过对6岁以上留守儿童的影响。

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经历所引起的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可能是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升的一个微观原因。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民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因果效应,发现:(1)进城务工农民家庭期望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概率比非进城家庭高出12.13%;(2)收入水平尤其是父亲收入水平提高是农民家庭进城务工改变子女教育期望的一个传导机制;(3)父母进城务工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而中部不显著;(4)低收入组的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最大,农民家庭与

农民进城务工的社会经历所引起的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可能是近年来农村地区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升的一个微观原因。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民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因果效应,发现:(1)进城务工农民家庭期望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概率比非进城家庭高出12.13%;(2)收入水平尤其是父亲收入水平提高是农民家庭进城务工改变子女教育期望的一个传导机制;(3)父母进城务工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而中部不显著;(4)低收入组的进城务工行为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最大,农民家庭与农民工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差距随收入提高而缩小。创造条件让进城务工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他们的合法收益,将有利于农民家庭教育观念的提升。

收入分配状况的日益恶化会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社会资本不仅对健康水平发挥重要作用,也可能加强或减弱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和2012年的数据研究了收入差距、社会资本及其交互作用对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本文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居民健康水平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水平有显著正向作用,并且减轻了收入差距对健康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尤其体现在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农村地区。收入差距通过减少医疗资源的配置从而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社会资本却通过其促进民间借贷和亲友间转移支付的作用,以及其对医疗资源获取和保健行为的...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6年两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验证了家庭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对家庭层面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切米雷泽鞅转化技术计算统计量,判断出2012年和2016年模型在不同分位点处于位置漂移关系,家庭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地区、城乡、家庭人均年龄因素是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的原因,其中家庭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的提升给高分位点家庭带来的绝对回报高于低分位点的家庭。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居民幸福感逐渐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而在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中精神层次的社会网络关系与物质层次的非正规金融的作用不可忽略。文章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居民幸福感三变量纳入同一研究框架,细化社会网络特征和非正规金融特征,尝试探究异质性社会网络和非正规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文章结合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1)横向社会网络中亲缘、地缘与业缘均对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且业缘影响力>亲缘影响力>地缘影响力;纵向社会网络中个人社会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家庭与社区关系的影响,而家庭与政府的关系的影响却并不明显。(2)非正规金融影响结果表明,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家庭倾向于通过民间借贷以平滑消费使幸福感上升;中等收入家庭通过诉诸民间借贷以开展个体经营,从而改善家庭收入以提升幸福感的边际系数。(3)横向社会网络视角下,亲缘便利化互助性民间借贷、业缘推进投资性借贷改善居民幸福感;纵向社会网络视角下,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家庭与社区的密切联系有利于提升民间借贷容易度,从而提升居民幸福感。因此,我们在提升居民幸福感的过程中应适度强化各类社会网络关系,且对地方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进行合理引导。

准确识别贫困及致贫原因,是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关键。随着对致贫原因的深入剖析,信贷约束对贫困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文章采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收入、生活水平、健康及教育四个维度8项指标,应用A—F "双界线法"从多个维度识别贫困农户。在精准识别贫困农户的基础上,研究信贷约束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信贷约束对收入、生活水平维度贫困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却会显著加剧健康、教育维度的贫困,多维度识别贫困更加精准,信贷约束是导致农户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全面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加大扶贫小额贷款力度,帮助农户摆脱信贷约束。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居民健康问题备受关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FPS)2014年最新数据与受访者同期生态环境质量数据,构建在时间上与区位上相匹配的多维居民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应用Logit模型与分位数模型等回归分析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质量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考察后发现:生态环境质量对居民"近期健康""心理健康"与"他评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考察后还发现,居民的一些个体特征及其行为方式对其健康状况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营造绿色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居民通勤与健康的关系逐渐受到重视,但已有研究缺乏基于全国跨城市居民通勤时耗与居民全方位健康关系的检验,也缺乏对性别和通勤经验的异质性分析。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检验了通勤时耗与居民自评健康、客观健康、健康行为与结果、心理健康的关系,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通勤时耗会显著降低居民自评健康、增加居民感觉身体不适的可能、减少居民睡眠时间、降低居民心理健康。异质性分析发现,通勤时耗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即通勤时耗对健康的负面效应对男性居民更弱。除客观健康外,通勤经验能够缓解通勤时耗对居民健康的负面效应。因此,缩减居民通勤时耗、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策略之一。

本文使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了第一胎男孩和女孩早期健康的发展差异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胎男孩的健康状况要显著好于第一胎女孩，表明家庭重男轻女观念确实损害了女孩的健康。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重男轻女观念直接减少了家庭对女孩的健康投入，降低了女孩的健康水平；另一方面，重男轻女观念使头胎生育女孩的家庭更可能继续生育，从而间接地减少家庭对女孩的健康投入。此外，本文通过对家庭性别偏好对子女健康状况的总效应进行分解，发现家庭规模的变化可解释近四分之一的总效应。在具有重男轻女传统的中国社会，引导家庭对女孩的关注和重视，鼓励家庭适当增加对女孩的投资，可改善女孩的健康状况，尤其可提升农村地区和年龄较小女孩的健康水平，有助于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对健康产生一定影响。本文主要探讨互联网使用、非正式社会支持与农村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采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首先验证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进而对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并进一步探讨该中介效应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较好,非正式社会支持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该中介作用在农村老年群体中不显著,对农村女性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影响较大。

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为缴存家庭提供优惠贷款和免税储蓄的同时,也使缴存家庭消费受到利息损失、流动性约束、贷款额度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考察住房公积金对不同类型缴存家庭消费的处理效应,评估制度对缴存家庭福利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IV-2SLS回归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对无房无贷和有房有贷缴存家庭的消费并无显著影响,仅能提高有房无贷缴存家庭的消费水平。有必要提高制度对缴存家庭住房融资的支持效率,降低制度对缴存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以增进缴存家庭的消费与福利。

基于一个一般均衡的结构变化模型,区分房价对家庭消费支出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房价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城市样本数据来看,房价对家庭消费支出影响为正,没有表现出抑制效应。然而,区分家庭收入的异质性问题后,房价对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家庭的消费支出的影响与对中等收入阶层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异,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受到的房价扭曲效应最大。考虑房价预期后,预期房价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全为负,即挤占家庭消费支出,表明扭曲家庭消费支出的是房价预期,而并非房价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