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履行与披露是上市公司对社会的应尽职责,文章以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数据库2016—2018年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和产品竞争市场均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质量;市场化进程作为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不仅直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质量,而且进一步调节了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关系。分层次、多元化的公司治理及均衡的市场化进程能够实现全社会对社会责任的共享与共治。为此,要强化公司治理机制与社会市场化机制建设,内修管理,外主公平,引导优质社会要素向优质社会责任企业集聚。

本文以2009-2012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从内部控制和市场化进程两个角度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内部控制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也越高;市场化进程度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市场化进程度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进一步发现,内部控制对公司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即市场化进程度越高的地区,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强。

企业社会责任关乎企业品牌形象、市场竞争力乃至可持续发展等，而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与履行水平受到区域市场化程度的极大影响。本文从区域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联性视角，以我国１２４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两者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越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能显著增加企业在战略制定和决策中对社会责任的考量；在政府及公众监督水平不高的背景下，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报告的质量越低。

以我国沪市上市公司2003~2004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差异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在不同产权类型最终控制人的公司中对社会责任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倾向于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市场化程度的这种影响,对于非强制性社会责任,在国有产权控制和非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强制性社会责任,在国有产权控制的公司更为明显。

从地区幸福感这一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视角入手，本文对地区幸福感与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考察了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１）地区幸福感对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即地区幸福感程度越高，其所在民营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低；（２）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其所在城市的幸福感对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负面作用要强于市场化进程较慢的中西部地区。本文运用社会资本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转型经济下地区幸福感的作用以及如何在新兴市场中构建幸福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如何有效促进企业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应受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政府控制、政府层级以及市场化进程等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有显著影响,政府控制特别是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更高,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也更高。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一个"助推性"的制度环境,并区分不同性质企业的社会责任范畴,实施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分类指引。同时,企业也应充分重视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把缘起于外部的压力转变为企业发展的内在动机,寻找为...

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拥有的、稀缺的且竞争对手短期内难以模仿的资源。企业社会资本不是自发产生的，是企业有意识地进行投资的产物，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形成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同时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这一宏观环境会调节企业社会责任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为了检验上述理论是否成立，笔者以我国沪市Ａ股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制度设计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从国有企业本质特征着眼,结合需求理论、行为决策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视角,探讨国企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理,以及市场化进程和组织冗余的调节机制。以2011-2016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企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倒U型影响。此外,市场化进程正向调节国企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倒U型影响,即增强国企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减弱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阻碍作用。而组织冗余对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已成为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以2009～2017年参与润灵环球责任评级(RKS)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非正式制度之儒家文化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及在市场化程度(正式制度)不同地区间的差异。研究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并且这一现象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明显。该结论丰富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为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客户关系是企业与客户建立的以购销交易为基础的契约关系,对企业商业模式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不同客户关系的企业表现出的经济绩效、企业风险有所差异,进而影响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文章以客户集中度作为客户关系的描述,利用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质量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主要存在于市场化进程低的企业中,在市场化进程高时二者关系并不显著。研究结论表明客户关系是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而市场化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无疑会增强信息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自利倾向,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3 08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使用修正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财务透明度,以所有分析师对公司盈利预测均值的标准差以及与该公司实际盈余之差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采用Stata 13.0软件和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矫正模型进行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当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时,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越低,预测分歧度也越小。进一步区分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效果在财务透明度较低和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强制披露组样本中存在。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作用还会受到公司财务透明度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评估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

以2012-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媒体关注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越好;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化进程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越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即: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媒体的监督作用越容易发挥,媒体关注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督促作用越强。

以2012-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媒体关注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越好;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化进程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越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即: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媒体的监督作用越容易发挥,媒体关注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督促作用越强。

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当今企业的共同认知和理性选择,但在具体实践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尚存在众多约束条件,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频发。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自身利益与相关者利益"、"企业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自身能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多重价值博弈均衡解。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是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得以机制化、体系化、长效化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