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是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一个重要的微观因素,公众理性预期行为必然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从而影响货币政策成效。基于各自的预期假设,西方不同的经济模型里货币政策效应不同。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构造简单的货币政策博弈模型,均衡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只会影响通货膨胀率而真实产出不变。

本文研究公众预期的货币政策效应，发现公众预期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公众预期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管理与引导公众预期来调控宏观经济。同时，本文还发现，相对于对物价的影响而言，公众预期对产出水平的影响效果更明显，这样，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更注重促进经济增长时，应该更注重利用沟通来管理与引导公众预期，而当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更注重稳定物价时，除了沟通引导公众预期之外，还需要其他的政策工具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

公众预期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中令人感到困惑的热点问题。本文力图对经典理论的基本前提进行深入的研讨 ,强调由于理性预期模型在前提假设方面的简单化 ,才使得理论与现实时常存在差异 ,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析货币政策效应与公众预期的关系 ,最后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经典的CKLS模型,将当前的短期利率及其长期均衡水平分别作为测度公众对未来短期利率的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的指标,并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检验两个指标的区制状态变化。结果表明,面对渐进型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短期预期指标的区制变化幅度明显大于长期预期指标,说明从响应幅度的维度看,公众的短期预期比长期预期反应更剧烈;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后,长短期预期指标对货币政策引导均表现出明显的时滞性,短期预期指标的响应时间严重滞后于长期预期指标,说明从响应时间的维度看,公众的长期预期比短期预期反应更及时。分析发现,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极度平坦化"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短期利率的长短期预期对货币政策引导的差异性响应,因此公众长短期预期的差异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框架,结合我国综合运用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现实和公众学习机制,探讨我国通胀预期的演变。研究发现:我国通胀预期的形成是货币政策、通胀目标和公众学习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对通胀目标采取顺周期调整,舒缓了外部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压力,在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稳健性的同时,造成了通胀大起大落的变化周期;公众学习对通胀预期形成的影响受货币政策工具类型、反通胀立场、政策可信度的影响。我国在管理通胀预期过程中应明确构造以通胀目标为代表的名义锚,借助中央银行的沟通渠道,提高其透明度,通过反通胀实践,改善其可信度,以降低公众的预期形成偏差,引导公众形成与政策目标一致的通胀预期...

本文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 ,分析了我国现行利率制度的特点、公众对未来收支和物价变化的预期以及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及其制约因素 ,指出刺激消费、有效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改变公众的预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协调货币政策、带动企业和居民投资、进而促进消费增长的目标。

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特别强调预期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发挥中的核心作用。在对有关经典预期理论进行探讨之后,借助标准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预期对货币政策操作结果的影响,认为公众预期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影响,使得政策结果偏离目标水平,而且在把"Brainard不确定性"纳入分析框架之后,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程度将更大,即政策结果完全由预期决定,同时对预期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在对全文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启示。

经济的动态变化,人们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有限认知,决定了人们处于一种动态学习过程之中。并且,经济主体不仅是根据某种计量方法或经验自我学习,有时更多的也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信息传播相互学习。在这种互相学习和影响的过程当中,由于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地位,使得中央银行对公众的预期和决策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已越来越借助于货币政策的预期引导功能。当前,在防止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对于货币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行为经济学的估测偏见理论,结合我国货币政策实际效果对公众当前有限理性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进行分析解释,认为我国公众通货膨胀预期具有明显的有限理性特征,导致偏离政策目标。因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发布应尽量消除不确定性,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树立公众信心,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决定了货币政策博弈问题的存在,本文讨论博弈论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应用问题,并提出了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实施的建议。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对中国而言,公众的预期到底属何性质;第二,在理性预期假设之下,我们真的可以得出货币政策无用,而应实施单一规则的结论吗? 一、关于中国预期的性质 在货币需求的函数中,收入预期、价格预期和汇率预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货币需求不稳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如果预期是理性的,那么按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是无用的,决策者们不能(即使是短期内)通过总需求管理来系统地改变就业水平,这反而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由理性预期是否就能得出该结论,我们在下一节再进行分析),因而主张稳定的货币规则。就本文的货币需求型调控来说,如果预期是理性的,那么,货币当局企图通过公开市

由于资产价格含有未来经济运行的一定信息,按照理性预期理论,人们会根据资产价格所包含的特定信息来改变对未来的预期。但另一方面,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决定了人们对于实际经济运行只有模糊的认识。由于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一般比较复杂,资产价格对相关信息的反应也非常灵敏迅速,不仅波动比较频繁,往往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使得资产价格的波动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一般也比较大,导致人们在依据资产价格信息来调整对未来的预期时,状态往往是不稳定的,有时会做出超调或过度反应。所以中央银行虽然并非必须要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出直接的政策调控,但必须要加强相关的信息沟通,加强对公众预期的管理,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预期。

“预期转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难点之一，需要通过优化预期管理来提振预期。现实经济中存在不同类型的多样化预期，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研究单个预期(特别是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对不同预期的叠加效应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将预期分为政策预期(基于政府制定、调整及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预期)和非政策预期(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等形成的预期),并认为：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相契合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会对政策有效性产生“累进(退)”效应；当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错位时，两种预期冲击叠加对政策有效性会产生“抵消”效应。比如，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及相应的预期管理操作会使经济主体产生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并激励其采取积极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实经济中良好的技术进步态势会使经济主体形成未来经济繁荣的预期，并促使采取积极的创新、投资、消费行为，最终表现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两种正向预期的叠加则会进一步增强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描述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运用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无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存在技术进步预期冲击”“存在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双重预期冲击”4种情形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模拟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两种预期冲击均增强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并在总体上形成叠加“累进”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行了如下改进和拓展：一是基于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角度探究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叠加效应，二是采用货币政策调控指数回避以往研究中量价工具“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三是运用SV-TVP-FAVAR模型为货币政策和技术进步预期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预期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构建和完善宏观调控预期管理体系。要正确认识政策预期与非政策预期的契合与错位，利用政策预期增强(弱化)积极(消极)的非政策预期，并优化各种预期管理之间的方式匹配和期限组合；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要提高各种政策调整之间的协同性，并完善政策信息传导机制；非政策预期管理的优化则要完善宏观经济信息传导机制，并改善市场环境。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改进，需要提高政策调整及工具使用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不断完善央行沟通、前瞻指引等预期管理方式，实现政策信息传导的及时有效。

本文从公众预期视角出发,构建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异质性模型,将2008年1月至2019年6月的美国货币政策划分为宽松和紧缩两个时期,运用SVAR模型比较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溢出效应的差异,并探讨公众预期对外部冲击的缓解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美国宽松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冲击在持续时间和振幅方面都存在异质性;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存在先行效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和消化时间均强于经济周期;公众预期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缓解作用。

本文利用SVAR模型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分解成为可预期和不可预期成分,并对各货币政策工具的产出时滞与通货膨胀时滞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成分中,不可预期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更短;相比较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利率,当银行信贷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时,其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滞最短。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继续实施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且在应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波动时,应选择控制银行信贷总量和保持均衡的信贷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