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国家都希望通过税收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但是FDI对于税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笔者研究了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FDI投资行业在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和参与程度如何影响FDI对于税率变化的反应。笔者使用全球投入产出表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以我国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自然实验考察了增加值不同的行业FDI的税收敏感度。研究发现,行业增加值已经成为影响FDI税率敏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高增值企业对于东道国所得税税率提高的反应更为明显,相比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FDI受税收影响的程度更大。同时,无论是按照生产者还是按照消费者对增值活动进行分解,结果也都显示,在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越高的企业,FDI税收敏感度越低。作者的研究对于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理解FDI的税收敏感度,以及如何更好地根据引进战略采取相应的税收工具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文章利用我国1994~2010年间的数据,采用修正的AIDS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各类支出对税收的敏感度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政府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可以预测随着居民税后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在衣着、家庭设备和交通通讯方面将有更旺盛的需求;同时如果企业因为减税而下调价格刺激需求,则衣着、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居住等方面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张。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2-2004年度的高管人员报酬数据为基础,对高管人员的报酬业绩敏感度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报酬与公司绩效、股东财富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报酬业绩敏感度与风险之间如经典代理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显著性较弱。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那些增长机会很小或没有增长机会的公司,报酬业绩敏感度与风险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对于那些增长机会大的公司,报酬业绩敏感度与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经典代理理论的预测。

研究表明:作为资本和公司在国家、区域间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之一,利用税收激励来吸引FDI的诱惑将必然增大,这也是大型经济区域之间税收趋同化的结果;在存有巨大政治和制度风险的环境中,跨国公司对税收制度的简单性和稳定性比对慷慨的税收优惠赋予更高的价值。根据FDI的相关统计数据可以作出一个判断:中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确实对FDI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引导着FDI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make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scarce of efficiency.Based on the revised model of Tcha and Kuriyama(2003),We think the reason is that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has some degree of monopoly under protection policy,which leads to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without scale economy and the automobile firms without enough sensitivity to the price signal.The increase of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depends partly on the investment impulse.So we should use the opportunity of China's entering into WTO,cancel the tariff barriers and NTBS of automobile trad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promote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of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Thus,in order that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can develop healthfully and quickly after entry into WTO,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market openness,market competition,market sensitivity and scale economy need to be improved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税收负担是会计稳健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稳健性的财务报告对于经理人薪酬契约制定、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Watts,2003)。本文以2004到2008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税收负担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稳健性的会计盈余对薪酬业绩敏感度有何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税收负担显著提高了会计稳健性,但按照盈利和亏损进行分组后研究发现,这一关系仅存在于盈利组中,而在亏损组中税收负担对会计稳健性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显示,在盈利组中,由于受到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薪酬业绩敏感度得以显著增强,而在亏损组中薪酬业绩敏感度则无显著影响。

本文提出并初步实证检验了"薪酬辩护假说"。首先,本文论证提出了薪酬辩护假说,并基于它提出了薪酬辩护假说之子假说——当经理人有着薪酬辩护需求和较强能力影响公司薪酬政策制定时,在薪酬辩护净效用增加的情形下会通过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度的提高来为薪酬做"结果正当性"辩护。本文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经理人薪酬辩护需求强烈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相对于经理人没有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的企业,经理人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的企业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度显著更高,且经理人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与更高的报酬—业绩敏感度之关联主要出现在相对薪酬较高、相对业绩较好和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公司之中,这说明经理人报酬—业...

沿着比较优势原理的思路，从生产效率的视角出发同样能较好解释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两国两产品贸易分工的模型分析，可以从理论层面证明国家间同一部门的相对生产效率差异成为推动该部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倾向于出口相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通过主要出口国家主要制造业部门的双边出口样本，利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可以较好地印证上述观点。改变原有的比较成本优势理念，以生产效率导向为原则参与国际分工，有利于加快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

在酒店消费过程中,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体验消费。从消费者酒店体验认知与价格敏感度关系视角,构建了消费者酒店体验认知对价格敏感度的影响机制概念模型,并基于经验证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消费者酒店体验的各个维度(感官体验、情感体验、思考体验、行动体验、关联体验)对其价格敏感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消费者对酒店产品、酒店服务的体验认知度越高,则其对酒店的价格敏感度越低、价格承受力越强。酒店要想提升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力和价格影响力,就必须提升消费者酒店体验各维度的认知度,降低其价格敏感度,进而促进酒店营效果和效益。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存在着影响关系。与以往研究关注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不同,本文沿用Heitor(2004)的方法,分析融资约束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之间的关系。以沪深两市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其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为正,而不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不显著。同时进一步发现,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负债率都会对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产生影响。

促进中小企业融资以及完善货币政策的价格指导工具是利率市场化的两大重要目标。以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为起点,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以及利用1 996-201 1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财务信息,采用面板回归方法对企业发展与融资成本因素(包括利率因素和对内源融资因素的敏感性变化情况)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显著改善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尤其是对规模较小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并刺激了银行对规模较小企业的差别定价;以基准利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价格指导工具的功能在逐渐减弱。

文章基于欧盟最新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对1995-2011年连续17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数进行了测算,并以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就业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表明:中国的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总体上并未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相对需求,主要还是吸收了较为低端的劳动力就业;研发投入强度对高技能人才就业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在高技术行业表现尤为突出;资本深化、外资强度提升了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促进了非熟练劳动力就业。为此,应该通过制造行业向价值链分工的高端迈进、继续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以及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方式,才能在保证非熟练劳动力就业的前提下,不断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比重,获取更多的就业利益。

文章基于欧盟最新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对1995-2011年连续17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数进行了测算,并以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就业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表明:中国的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总体上并未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相对需求,主要还是吸收了较为低端的劳动力就业;研发投入强度对高技能人才就业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在高技术行业表现尤为突出;资本深化、外资强度提升了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促进了非熟练劳动力就业。为此,应该通过制造行业向价值链分工的高端迈进、继续加大研发经

文章基于欧盟最新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对1995-2011年连续17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数进行了测算,并以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就业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表明:中国的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总体上并未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相对需求,主要还是吸收了较为低端的劳动力就业;研发投入强度对高技能人才就业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在高技术行业表现尤为突出;资本深化、外资强度提升了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促进了非熟练劳动力就业。为此,应该通过制造行业向价值链分工的高端迈进、继续加大研发经

本文采用修正的二叉树模型,对影响可转换债券价值的影响因素进行敏感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股价、股价波动率和公司债券利率是可转债价值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分析和结论对于将来构建可转债多因素定价模型和从事可转债的套利分析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