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翔实全面的调查数据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全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文章指出农村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虽有新的进展,但表现出相当大的不平衡性,扶贫工作与计划生育的结合仍处于试点和起步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奖励优惠政策措施出台难,落实难,覆盖面低;政策、措施普遍存在实际落实程度差的问题;奖励优惠措施针对性差和力度较低,利益导向的作用不大;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存在着政策环境尚未形成,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保证工作,制度尚未形成,采取的工作措施单一等问题。文章指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认识问题,资金资源不足是现实存在的困难。文章还对全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工作方式、方法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和分析。

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于1982年8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计划生育部门的负责同志,部分先进地区、县以及公社的代表,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妇联、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在京的新闻单位、人口理论研究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共250多人。

以严格的胎次政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独特的事物。它产生了,发展了,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引起了国际性的议论。有人嘲讽,有人诅咒,有人热烈地赞扬。学者们则对它进行冷静的观察、思考和研究,以至逐渐形成了一门计划生育的学问。 计划生育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它最初怎样,

全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会议于1982年11月1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同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计划生育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国务院有关部委、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的代表以及新闻宣传单位的同志,共136人。

本文阐述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内涵和理论依据，并对目前实践中运用利益导向机制的实现形式作了概括与分析，提出在目前条件下，计划生育运用利益导向机制还必须与社会约束机制相结合，建立起利益导向与社会约束相结合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这是中国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发展的新方向。

本文旨在探讨作为一个群众组织的计划生育协会在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中为什么有单独存在的必要,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以及与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性质上、职能上的区别、分工与合作的关系。论文首先明确指出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家庭计划。它是由国家、政府为了控制人口的宏观目的而提出和推行的集体行动。但又必须通过家庭和个人的主动参与以实现之。因此,必须既要有做为国家管理部门的计生委,又要有做为生育主人与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组织计生协。二者各代表一方面,又密切配合,共同完成“计生”大业。二者缺一不可,既不能相互代替,又不应合二而一。

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于1981年1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宣教部门以及北京、上海、成都计划生育宣教中心的负责人,中央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各群众团体、各人口学研究机构以及首都新闻单位的同志共五十多人。

今年从元旦到春节,在全国开展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已胜利结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月23日到27日,在天津召开了宣传月工作经验交流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局)的领导同志,中央宣传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背景下,现行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在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家庭发展等方面存在不足。构建新型利益导向政策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协调、突出重点及兼顾公平等原则。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需要在战略思维、政策理念、价值取向、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转变,与此同时,需要深化利益导向政策的治理体系、加强与其他公共政策的协调、完善资金投入机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以此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本文从生育动机、生育需求角度考查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三结合”对我国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原因。文中指出，生育动机的多样性、可变性及某些生育需求的可替代性是“三结合”利益导向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因，用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手段对生育需求进行综合调节是“三结合”利益导向机制的基本特征。“三结合”是主动利用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良好机遇，利用管理介入手段使孩子成本效益原理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从而削弱对多孩和男孩偏好的需求，达到促使人们计划生育的目的。

文章从公共政策的理论框架出发,诠释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本质特征。文章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在发展中的人口问题,其实质是在生育问题上实施的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方案,以协调个体之间、个体与国家之间目标和价值分配方面的冲突。计划生育政策必须遵循合目的性、合规律性、合规范性相统一的原则。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egislation was initiated in China in late 1970s, and has prepared several draft copies. There has been a consensus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legisl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 leaders at all levels and the masses,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however, has not been formulated because of the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te policy requirements and fertility desires of the masses. 1990s has witnessed dramatic changes in China'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situation characterized by fertility reduction to the below-replacement level. Responsible for this change are family planning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conceptual revolution occur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rket economy which has shaken the traditional fertility norms on the other. Also important is the transition of the family planning work from a management-centered manner to a service-oriented approach, which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throughout China.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king ideology and style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leads to changes in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family planning that has provided very favourable conditions and created a best opportunity for coming out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In this issu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four scholars are invited to write on this topic.

搞清楚中国计划生育管理的性质特点,对于提高计划生育的管理水平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很一致的。本文想就此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特别是 1 994年国际人发大会以来 ,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经过几年的实践 ,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也有可能对中国计划生育改革的若干重要的方面来作一些比较系统的探索和讨论。本文从中国的人口态势和社会发展变化 ,中国计划生育的改革和“优质服务” ,中国计划生育的改革和“综合改革” ,中国计划生育的改革和“计生协的发展”等 4个方面开展对中国计划生育改革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