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也是新一轮企业改革的重要抓手。现有文献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有效改善了企业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然而对于党组织嵌入能否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而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是决定审计师决策的重要因素，因而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会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的强弱与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大小有关。当企业初始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如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较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较强；当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加强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会增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会增强。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党组织嵌入(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与审计师决策(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被审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负向调节这种负相关性(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弱化负相关性),且在党的十八大后这种负相关性比之前更显著。可见，党组织嵌入必须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并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才能提高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降低审计收费；党组织嵌入不仅会带来企业自身的效率提升，还可以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和效率提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尝试从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的关系角度探究党组织嵌入带来的积极影响，拓展了关于党组织嵌入的经济效应研究，也深化了关于审计师决策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本文通过对被审计企业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以及传递积极信号降低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交易费用，有助于深化对党组织嵌入的整体效应认识，进而为进一步完善企业党组织嵌入机制和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于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治理效果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模式选择问题。实证结果显示:在全样本国有企业中,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在公益类国有企业中,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决策嵌入和执行嵌入水平越高,企业绩效越好;在商业类国有企业中,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程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且监督嵌入水平越高,企业绩效越好。研究结果表明,在坚持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核心的前提下要"因企制宜",积极探索分类改革背景下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机制的有效途径,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

预算管理是企业管理控制活动的重要构成,也容易成为企业高管自利行为的"良好载体",而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则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抓手。基于2010—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能够降低国企高管的预算松弛程度,并且党组织嵌入程度越深其对预算松弛行为的治理作用越好;"国际四大"通过强化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行为的抑制效应展现出协同治理功效,而审计师行业专长则发挥了相对消极的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对预算松弛行为的遏制效果在中央企业以及随着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表现更佳,但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尚未带来治理功效的相应增强。研究不但有助于厘清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具体路径,还完善了对制度转型情境下企业预算松弛行为的理论认知,并为理解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耦合机制提供了经验启示。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是否会增加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文章以2006-2012年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信号传递的角度研究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如何影响其审计师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且这一现象在公司业绩较好以及党委书记政治升迁动机较强时更加明显,从而验证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信号传递效应。文章的发现丰富了嵌于企业政治行为的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理论,扩展了现有文献,同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是否会增加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文章以2006-2012年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信号传递的角度研究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如何影响其审计师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交叉任职"的国有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且这一现象在公司业绩较好以及党委书记政治升迁动机较强时更加明显,从而验证了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的信号传递效应。文章的发现丰富了嵌于企业政治行为的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理论,扩展了现有文献,同时具有一定

新兴市场环境下，良好的政策感知能力是民营企业捕捉政府调控方向、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基础。利用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政策感知及其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发现，作为中国情境下的一种重要制度嵌入形式，党组织嵌入有利于强化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使得民营企业能够更及时捕捉和准确把握动态政策信息，即党组织嵌入在政府与企业间发挥了政策传导的桥梁作用，从而显著增强了民营企业的政策感知能力。而且，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政策感知的促进作用在市场欠发达地区和无政治关联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政策感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企业新增投资水平，尤其是长期导向的创新投资。研究结论从制度视角深化了对民营企业投资决策内在逻辑的理解。

以组织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0～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会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党组织嵌入董事会显著地改善了企业环境表现,但党组织嵌入监事会和管理层未能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党组织嵌入对弱环境制度地区和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完善党组织嵌入或治理参与机制和改善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通过手工搜集的党组织嵌入数据,以合法性为理论基础,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无党组织嵌入企业相比,党组织嵌入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更高;党组织嵌入董事会和党组织嵌入监事会显著地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但党组织嵌入管理层不能显著地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党组织嵌入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其所在地区发生环保约谈后有更大幅度的提高。影响因素考察发现,当环境制度高、内部控制质量高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正向影响更显著。渠道探索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提高环境价值观和环境政策遵守,进而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结论为党组织嵌入机制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党组织嵌入数据,考察了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显著地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当党组织嵌入董事会和监事会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显著,但当党组织嵌入管理层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即当市场化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越高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作用越显著。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党组织嵌入显著地提高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但党组织嵌入未能显著地提高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研究结论为完善党组织嵌入机制与深化企业社会责任动因认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本文基于2006～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绿色转型,且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均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新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拓展性检验与分析后发现,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中。影响渠道探究后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塑造企业绿色转型价值观、强化企业环境政策遵守以及制衡企业代理冲突,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中。十八大以来,"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是党组织内嵌公司治理结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已在大多数国有企业落地。基于经验材料,文章系统分析"讨论前置"的历史脉络、实践困境、制度目标,探讨制度设计方案,并从整体上论述了其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意义。

基层党组织已然成为当代企业不可或缺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构。基于手工搜集的A股上市公司党组织活动和影响力数据，本文从治理嵌入和外部关注双重视角考察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基层党组织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创新，且这一结论在运用2SLS、IV-GMM、Confound、Fama-Macbeth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显著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强化内部治理和吸引外部关注均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加强烈。进一步研究发现，更低的财政压力、更小的融资约束和所处地区更高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有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作用。本文对深入理解基层党组织在企业创新决策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机制、解答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党组织已然成为当代企业不可或缺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构。基于手工搜集的A股上市公司党组织活动和影响力数据，本文从治理嵌入和外部关注双重视角考察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基层党组织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创新，且这一结论在运用2SLS、IV-GMM、Confound、Fama-Macbeth等方法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显著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强化内部治理和吸引外部关注均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加强烈。进一步研究发现，更低的财政压力、更小的融资约束和所处地区更高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有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创新推动作用。本文对深入理解基层党组织在企业创新决策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机制、解答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所在，也是国企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义。基于2010—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且嵌入程度越高治理效果越好，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效应。但在不同的治理情景下，不同党组织嵌入方式对不同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具有异质性：双向进入能够显著遏制国企高管的3种自利行为（攫取超额薪酬、拉大薪酬差距和增加超额在职消费），而交叉任职仅对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谋取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的遏制作用，但未能有效强化党组织嵌入对薪酬差距扩大的治理功效；相对于中央企业和公益类国企，在地方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佳；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和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并未显著增强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作用。应因企制宜有针对性地完善党组织嵌入国企治理体系的制度和机制，优化嵌入路径，加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不断提升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率和绩效，促进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