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已逐渐演变为我国现代企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收集2008～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数据，实证考察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以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可以降低审计定价，并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渠道检验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抑制企业风险进而降低审计定价。拓展性分析发现：在外部环境较好以及内部控制缺陷较少的企业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审计定价这两个领域的文献积累，而且对于探索如何促使党组织更好地发挥在企业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坚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2007—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抑制企业风险承担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而提高了会计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的正相关关系，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及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地区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效能，助力企业增强风险抗御能力，保障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利用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8—2017年数据,采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两个指标衡量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情况,实证检验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党组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与企业是否捐赠、捐赠水平均呈显著正向关系。此外,上述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但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捐赠的促进效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还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并不以损害企业价值为代价,反而会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和价值,并且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捐赠的促进作用并非以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为目的。研究表明,党组织参与治理促进了企业的捐赠行为,这一结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文章利用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9-2016年的数据,考察了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向进入"对税收激进度几乎没有显著影响,而"交叉任职"公司的税收激进度显著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交叉任职"对避税活动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税收激进度较高、相关风险较高的情况下,而"交叉任职"在税收激进度较低的情况下并不会显著抑制企业正常的避税行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交叉任职"对税收激进度的影响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全面从严治党"前后,"交叉任职"的作用也没有显著差异。文章从企业避税行为的角度提供了党组织参与治理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我国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2009-2016年数据,以公司党组织成员是否同时兼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双向进入")以及党委书记是否同时兼任董事长、监事会主席或总经理("交叉任职")两个指标衡量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参与企业治理的情况,检验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国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公司治理可以显著抑制国有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其中,对应计盈余管理而言,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正向操纵盈余和负向操纵盈余行为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真实盈余管理而言,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操控性费用两方面。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全面、客观评价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作用。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与"交叉任职"的方式参与公司治理已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新一轮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对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产生了积极的抑制作用。以2013-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就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及国有企业级别对此影响的调节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较好地抑制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2)较之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对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起到更大程度的抑制作用。党组织在参与公司治理并借此抑制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的同时,尚须不断优化其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层次与结构。

以中国2007—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否抑制由管理者权力导致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扩大化。结果显示,管理者权力越大,薪酬差距越大,且结构权力、所有制权力及专家权力均会导致薪酬差距扩大化;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此具有抑制作用,且其通过与董事会、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公司治理时的抑制作用最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管理者权力导致薪酬差距扩大化的调节作用具有"十八大"效应,并能在分配时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企业绿色创新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利用2013—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有效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分析绿色治理效果的作用路径，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通过提升高管绿色认知水平和强化政府资源支持两条路径发挥作用。考察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约束性因素，从地方政府自身建设角度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和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均能促进党组织参与发挥绿色治理效果。从金融政策支持角度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和绿色基金政策与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起到内外部协同治理的效果。分析产生的经济后果，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不但有利于减少企业碳排放，实现企业环境目标，还能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实现企业的经济发展目标。文章从企业内部治理的角度出发，为如何提升企业自主绿色创新意愿，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有益思考。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本文基于2008—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从信用风险这一视角检验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公司治理在债券市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这一制度安排能够有效降低债券信用风险。对内生性问题加以缓解后,本文发现党组织参与通过治理效应路径、风险规避效应路径、信息效应路径对债券信用风险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显示,在民营企业以及外部监督较为薄弱的公司中,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债券信用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不同方式对债券信用风险也存在差异化影响。本文研究厘清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和债券信用风险之间的影响路径,对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体制以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如何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融合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党组织建设和公司治理内涵来看,两者分属不同的研究范畴,但二者是构成国有企业组织架构的核心要素。本研究首先,剖析国有企业的特征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进而从股权利益结构、所有者虚位、内部人控制、监事会功能、经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总结深化改革阶段的国有企业治理问题;其次,构建党组织融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途径和方式,分析党组织融入公司治理对国有资产流失以及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最后,总结党组

随着改革的深入,民营企业的健康成长已然攸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但近年来频发的民营企业高管腐败问题屡禁不止,即使在高压反腐的背景下,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遏制。基于此,文章从基层党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于民营企业(高管)腐败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利用2004-2017年中国上市民营公司数据,作者发现:作为正式化、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治理安排,企业内部党组织的建立能够有效抑制高管腐败的发生,这得益于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过程中的监督、协调和推动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还能够显著弱化高管权力集中以及家族涉入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由此,文章丰富了民营企业高管腐败和党建工作方面的研究文献,为民营企业如何更好地监督和约束高管腐败提供了实践启示。

以2008～2018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决策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有效抑制了年报语调操纵,且代理成本在企业党组织对年报语调操纵的治理效应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此外,基于企业性质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监事会治理对年报语调操纵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样本更为显著,但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未表现出产权性质差异。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市场投资者情绪指数较高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上市公司年报语调操纵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也是新一轮企业改革的重要抓手。现有文献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有效改善了企业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然而对于党组织嵌入能否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而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是决定审计师决策的重要因素，因而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会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的强弱与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大小有关。当企业初始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如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较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较强；当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加强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会增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会增强。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党组织嵌入(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与审计师决策(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被审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负向调节这种负相关性(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弱化负相关性),且在党的十八大后这种负相关性比之前更显著。可见，党组织嵌入必须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并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才能提高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降低审计收费；党组织嵌入不仅会带来企业自身的效率提升，还可以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和效率提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尝试从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的关系角度探究党组织嵌入带来的积极影响，拓展了关于党组织嵌入的经济效应研究，也深化了关于审计师决策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本文通过对被审计企业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以及传递积极信号降低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交易费用，有助于深化对党组织嵌入的整体效应认识，进而为进一步完善企业党组织嵌入机制和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6—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企业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兼任公司高管、监事、董事，或者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增加资金投入。第二，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提升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非国有企业、管理层较为年轻化的企业中作用更为显著。第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促进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并未使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也未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同时产生了提升企业声誉和价值的效果。基于以上结论，为激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生动力、促进企业更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要坚持党建引领，推进企业党组织和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常态化，为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治理和经营决策中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要注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增强声誉效应、价值提升效应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激励作用。

我国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特色就是把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本文以2015—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中披露了党委会成员在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中任职的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普通员工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高普通员工薪酬,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均会提升企业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国有公司治理时能够强化普通员工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