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往往是在权威话语主导下不断被建构与开发利用,社区居民的声音常常被忽视。研究通过对社区居民的访谈与观察,并通过高频词、语义网络分析元阳梯田原住民的遗产话语发现,原住民群体并非均质如一,他们对遗产的认同因其身份而异,经商的原住民将遗产视为发家致富、展示自我的"舞台",在旅游企业"上班"的原住民则将遗产视为扬名获利却又令人担忧的"文化过程","当官"的原住民将遗产视为可扬名获利却需要保存文化的"博物馆",普通的原住民将遗产视为赖以生存的"家园"。社区居民的遗产话语的多元性、现实性与权威话语的单一性、"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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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对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隶属网络分析方法，在确定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两个旅游村落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和参与事件的基础上，采用专家调查法、访谈法、媒体报道和文献资料等方式收集网络数据，建立隶属参与关系网络，通过紧密度、互惠性、核心边缘、传递性、中间人分析，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利用经测验可区分籼粳品种的12对SSR特异引物对来自云南元阳不同海拔梯田的24个水稻样品进行了SSR分析.发现24个样品属于21个不同品种,其中现代育成品种6个,地方品种15个.现代育成品种中有1个籼稻品种,其余是偏籼品种,籼血缘占66.7%～83.3%,但都含有一定程度的粳血缘(16.7%～33.3%),说明这些现代育成品种是籼粳杂交的结果.地方品种中有1个籼稻品种,3个粳稻品种,其余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籼或偏粳,发现在海拔1750m以上的有9个(占37.5%)偏籼品种,籼血缘占66.7%～83.3%,这些偏籼品种可能是长期人工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农户是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关键要素,农户感知是相关保护与发展措施的信息反馈,也是政策制定和改进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文章基于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的调查,通过构建感知指数体系,评价了农户的遗产保护感知、生态问题感知和旅游发展感知,分析了农户对不同问题感知的相关性以及个人与家庭特征对感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保护和传承遗产的态度是积极的,对发展梯田旅游总体上持支持态度,然而农户也感知到梯田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对旅游发展总体满意度一般。农户对遗产系统的认知与保护意愿越强,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和对生态保护的意愿越强烈,旅游发展可以加强农户对梯田的保护意愿。农户年龄和家庭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对梯田系统的认知程度越高,而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越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要加强宣传教育,生态保护优先,发展规划先行,逐步消除农户的消极感知,实现遗产地可持续发展。

农户是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关键要素,农户感知是相关保护与发展措施的信息反馈,也是政策制定和改进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文章基于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的调查,通过构建感知指数体系,评价了农户的遗产保护感知、生态问题感知和旅游发展感知,分析了农户对不同问题感知的相关性以及个人与家庭特征对感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保护和传承遗产的态度是积极的,对发展梯田旅游总体上持支持态度,然而农户也感知到梯田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对旅游发展总体满意度一般。农户对遗产系统的认知与保护意愿越强,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和

遗产地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纠纷问题一直困扰着决策者,成为阻碍其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世界文化遗产地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例,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利益集团进行了网络凝聚性、关联性、互惠性、传递性、等级性和代理性指标分析,并提出5条建议:一是提升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由弱利益关系转变为强利益关系,改变利益集团间存在着的核心边缘利益关系格局;二是进一步加强各利益集团内部及之间的关联性;三要充分利用哈尼梯田利益网络高互惠性、高传递性特征,加强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

文章基于社会生态韧性的演化思维，建立了以“应对长期、隐性、缓慢冲击的韧性”和“韧性为增进本地居民利益”为考量的乡村聚落韧性测度指标体系。以多依树聚落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量表打分和模糊评价法、自然断点法，测度其韧性发展现状，据此探索同一行政村内不同韧性水平聚落的韧性提升策略。研究表明：(1)多依树聚落韧性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在各维度韧性评价序列中，社会韧性水平最高，其后依次为空间韧性、制度韧性、经济韧性、生态韧性和文化韧性。(2)遗产地村域内聚落之间在各个维度的韧性能力存在明显差异，获得较好政策扶持和积极发展遗产旅游业的社区，其聚落韧性水平相对较高。(3)人口老龄化、乡村建设用地破碎、保护规划实施不利、旅游开发单一、自然灾害频发、传统文化传承人减少是多依树聚落不同维度韧性能力的短板。(4)依据遗产地乡村聚落韧性水平将其分为巩固稳健类、提高适应类和学习转型类等3种类型，对应韧性优化策略为：巩固稳健类乡村聚落应巩固应对干扰的抵御能力，加强乡村自身基底的自稳健性，关键是要降低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构建社会网络结构，加强聚落间经济的互补；提高适应类乡村聚落要增强对于扰动的更新适应能力，完善干扰预警应对机制，运用现代方式演绎历史文化，提升聚落社区的自组织性，创新文化活态传承，此外，要严格乡村聚落建设用地的管控；学习转型类乡村聚落应注重村落改革发展引擎的提质改进，注意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社区保障机制的建设与健全。

本文应用经济学理论，以云南省哈尼梯田为例，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３种主要途径：生态补偿、有机农业生产和可持续旅游发展。基本结论为：１３种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途径都可以通过经济学的理论进行阐释。２生态补偿属于一种庇古方法，只有在使用市场机制费用过高的情况下才应该作为替代性的合约使用。３有机农业生产和可持续旅游发展本质上都是科斯方法，长期来看，其效率高于庇古方法，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应发挥主要作用。４３种保护途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在不同的保护时期发挥不同的保护作用，在政府主导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要注意政府干预市场和有效监督市场的度。

文章构建了梯田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潜力评估体系和市场吸引力—承载力评估模型,并以湖南紫鹊界梯田为例,通过专家和游客问卷调查与评估打分得出其旅游资源潜力级别为:市场吸引力高,承载力中高,适合旅游开发。同时也发现其存在着资源较单一、资源内涵挖掘不够深入、农耕体验活动少、可进入性差、旅游服务配套设施不够完善、社区参与性不强、知名度有待提高等问题。本研究可为紫鹊界及其它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提供参考。

龙脊梯田居民经济收入上存在一定的贫富分化，部分低收入村民摒弃农业生产转营餐饮、住宿等旅游相关项目，对梯田保护持消极态度，导致梯田出现不同程度的抛荒。从旅游收入与收入来源的相关性为出发点，遗产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动措施可以从三方面着手：考虑多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居民就业和收入；合理分配相关利益，确保居民利益优先；培养居民保护意识，发挥对遗产保护的主动性。

农业遗产产业发展是一种对农业遗产地进行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政府和社会不断加大对农业遗产产业开发的投入。运用ＤＥＡ模型，借助ＭＡｔｌＡｂ和ＤＥＡＰ ２．１软件平台对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广西龙胜县龙脊梯田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期间，该梯田投入产出效率总体状况不佳，按时间序列可分为低迷期、波动期和稳定期３个阶段。针对广西龙胜县龙脊梯田盲目扩大投资和投资结构不合理等影响效率的因素，提出了相关建议以及改进措施。

基于湖南省紫鹊界当地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Ｓｃｈｅａｆｆｅｒ抽样法及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对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支付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７１．７６％的居民支付意愿较高，支付额度的峰值在１～１００元，居民支付意愿与自身的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认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性别、户籍不相关，居民不愿意支付的原因有收入低、认为遗产保护是国家的事情、担心资金不能用于遗产保护。

[目的]研究长时间尺度下生产方式的改变对梯田系统物质流动模式的影响，可为保护哈尼梯田、合理开发利用哈尼地区生态资源、实现哈尼梯田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人类活动净氮/磷输入模型（NANI/NAPI）对元阳县1985—1986年、2009—2020年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NANI和NAPI及其相关构成进行核算。[结果]元阳县NANI、NAPI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NANI和NAPI在1985年分别为2914 kg·(km~(2)·a)~(-1)和249 kg·(km~(2)·a)~(-1)，到2016年均达到最高值，分别为9860 kg·(km~(2)·a)~(-1)和685 kg·(km~(2)·a)~(-1)，随后呈现下降趋势，到2020年分别降至6018 kg·(km~(2)·a)~(-1)和321 kg·(km~(2)·a)~(-1)。NANI的4个组成中，食品/饲料净氮输入占20%～45%、沉降氮输入占12%～40%、作物固氮输入占6%～12%、肥料氮输入占5%～52%；NAPI的3个组成中，食品/饲料净磷输入3%～50%、肥料氮输入占32%～57%、非食品磷输入占19%～41%。元阳县NANI/NAPI比值存在明显阶段性变化，1985年和1986年NANI/NAPI比值分别为11.7和11.0，至2018—2020年基本稳定在18.5～18.8左右。从NANI、NAPI与其组成的相关关系看，NANI与食品/饲料氮输入的R~(2)为0.81（P＜0.01），与化肥氮输入的R~(2)为0.81（P＜0.01）；NAPI与食品/饲料磷输入的R~(2)为0.90（P＜0.01），与化肥磷输入的R~(2)为0.59（P＜0.01）。[结论]元阳县NAPI与NANI变化趋势呈现高度一致，均为先上升后下降的阶段性变化，与当地生产方式的转变相契合。

爱国主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认同教育。基于文本所进行的话语分析表明,当代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存在两种认同模式,即: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认同模式和以公民为主体的公民国家认同模式。两种认同教育的目标与内容的重心各异,在价值观上分别表现为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并存、公重于私与公私互补的并存,由此构成了当代爱国主义教育话语中的内在紧张与冲突。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两种认同教育共存之必要。化解两种认同模式之间的紧张与冲突,需要以公民国家认同教育为重心,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来重塑爱国主义教育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