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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南开经济研究
[作者]
梁上坤 张媛 王瑞华
针对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本文在资本结构理论的框架下，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发债企业的7345个公司-年度观测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其影响效应在外部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更高、企业内部经营风险更大时更为明显。通过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Heckman两阶段等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果仍保持稳健。异质性研究显示，区分债券契约条款的不同类别，各类条款均促进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区分金融资产的不同属性，债券契约条款显著增加了企业的长期高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影响机制在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加强了债权人保护，增加了债权人出让资金和承担风险的意愿，进而便利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但债券违约事件发生后，债券契约条款设置对债权人的保护效应不再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投资者深入理解我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的投资行为，对防范债券违约风险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政策启示。
[期刊] 财经论丛
[作者]
张雪莹 吴多文 刘海明 栗沛沛
基于手工搜索的中国上市公司债券契约条款信息，构建契约条款指数，研究了债券契约条款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债券契约条款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分契约条款类型来看，期权条款类、限制资产转移类、限制投资类和事件驱动类的契约条款显著提高了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债券契约条款主要通过影响债务融资方式促进公司资本结构向上调整。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公司和法律环境较好的公司中，债券契约条款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良好的公司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有助于强化债券契约条款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正向作用，并且完备的债券契约条款有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本文研究表明，完善债券契约条款产生的约束并非是债券发行人作茧自缚，而是有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实现更加灵活调整资本结构的目标。
[期刊] 会计研究
[作者]
史永东 田渊博 马雪
本文从股东与债权人的代理冲突出发,基于手工搜集的公司债券契约条款信息,创新性地将企业成长能力与财务杠杆、债务期限、契约条款三个财务政策变量视为联合内生,研究企业成长能力与财务政策选择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契约条款保护程度随着企业成长能力的提升而增加,同时契约条款保护债券投资者的力度越大,对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就越有利;契约条款作为缓解股东-债权人代理冲突的一种机制,对短期负债具有替代效应;而且契约条款和短期负债可以减弱成长能力与财务杠杆之间的反向关系。该研究对于我国企业如何通过契约条款缓解代理冲突、优
[期刊] 金融论坛
[作者]
伍伦
本文以融资成本和借款期限作为银行借款契约的代理变量,实验检验内部控制质量、企业规模与银行借款契约的关系。研究显示: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企业获得较低的借款融资成本和较长的借款期限;银行债权人出于自我保护动机导致了债务人的企业规模会影响借款契约条款的设置,即与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获得了更为宽松的借款契约条款;与大规模企业相比,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降低借款融资成本和获得较长期限的贷款在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为获得更为宽松的借款契约条款,应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同时,小规模企业应适时扩大规模分散风险。
[期刊] 经济经纬
[作者]
徐子尧 牟德富
作为一种兼具股性和债性的混合型融资工具,可转债的契约条款设计可使其更偏向于股性或债性,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8年发行的可转债的主要条款,如发行期限、票面利率、转股期、转股价格、转股溢价率、赎回条款、回售条款、特别向下修正条款等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可转债契约设计更偏向于股性,这既有发行人的主观原因,也有监管当局制度约束的客观原因。
关键词：
可转换债券 契约 股性 债性
[期刊] 外国经济与管理
[作者]
邱保印 曹万彬 黄健军
制订适当的债券契约条款是对债权人和发债人之间剩余控制权配置的一种手段。本文以2007年至2022年在A股上市发行的公司债券数据为样本，检验社会信任是否减少了企业债券契约条款使用。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可以减少公司债券中契约条款的数量，经过工具变量法（IV）、子样本双重差分法（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信任通过增加企业的融资能力、缓解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以及降低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进而抑制企业发行债券契约条款数量。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信任对债券契约条款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高融资约束、高信息不对称和法治环境差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信任能够减少由相互替代的契约条款和债券发行利差共同组成的债券发行成本。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揭示企业债券发行中契约条款设置的多寡背后的动因，为我国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提出新的解释。
[期刊] 外国经济与管理
[作者]
邱保印 曹万彬 黄健军
制订适当的债券契约条款是对债权人和发债人之间剩余控制权配置的一种手段。本文以2007年至2022年在A股上市发行的公司债券数据为样本，检验社会信任是否减少了企业债券契约条款使用。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可以减少公司债券中契约条款的数量，经过工具变量法（IV）、子样本双重差分法（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信任通过增加企业的融资能力、缓解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以及降低企业的道德风险水平，进而抑制企业发行债券契约条款数量。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信任对债券契约条款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高融资约束、高信息不对称和法治环境差的样本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信任能够减少由相互替代的契约条款和债券发行利差共同组成的债券发行成本。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揭示企业债券发行中契约条款设置的多寡背后的动因，为我国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提出新的解释。
[期刊] 管理世界
[作者]
姚铮 王笑雨 程越楷
本文主要根据3个案例访谈资料的内容编码和数据叠加,归纳出了风险投资契约条款设置动因、条款设置、条款影响、设置动因与条款设置关系、条款设置与条款影响关系的量表。研究发现,条款设置受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和新进入缺陷的驱动,管理参与是最重要的条款设置;管理参与与所有的设置动因有关,并对风险企业有最全面的影响,管理参与是设置动因向条款影响传导的核心环节;条款设置对风险企业的业务经营、公司战略和公司治理有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业务经营上。通过案例研究,本文提出了风险投资契约条款设置动因与条款影响传导模型,构建了风险投资契约条款设置动因及其作用机理理论。
关键词：
风险投资 契约 条款 动因 影响
[期刊] 证券市场导报
[作者]
张戡 刘锦 王素泽
本文基于发行人与投资者博弈视角，研究了公司债券回售条款的设置与执行。研究表明：(1)公司债券回售条款的设置与执行，是发行人与投资者以各自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博弈后的结果。(2)在债券发行阶段，发行人设置回售条款的根本目的并非主动给投资者提供一个规避利率风险的工具，而是为了降低票面利率，控制融资成本；投资者寻求回售条款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回售的权利以防范市场利率上行风险。(3)进入回售期，发行人是否上调票面利率主要依据自身财务状况而定，偿债能力弱的发行人一般会上调票面利率，避免投资者行使回售权，从而减轻公司面临的现实偿付压力；投资者是否行使回售权的首要决定因素则是公司的信用风险，而不是票面利率是否低于同期的市场利率。
[期刊]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陈琪 王佳敏
基于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变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双重背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政商关系健康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显著；相比于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上。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主业业绩。
[期刊] 财会月刊
[作者]
谭超 杨文莺
绿色金融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以2016～2020年A股中发行绿色债券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对债务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银行借款的可获得性更高、借款成本更低，并且长期借款比重提高。机制检验发现，绿色债券发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从而对债务契约签订产生有利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小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债务期限结构中长期借款比重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债务契约签订中存在的规模歧视问题；绿色债券发行对债务契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
关键词：
绿色债券 债务契约 绿色金融 ESG
[期刊] 金融与经济
[作者]
许贤云
从企业融资结构角度,对工业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预防性储备、风险规避及资本逐利均是工业企业金融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都会引起工业企业金融化,且外源融资引起工业企业金融化的敏感性与显著性均高于内源融资;工业企业内外源融资金融化的内在驱动机制表现出明显差异性,内源融资金融化主要是出于预防性储备动机,而外源融资金融化主要是出于风险规避动机和资本逐利动机。基于此,建议从健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树立正确的金融投资风险观念、把控企业融资途径、加强企业资金投向监督四方面入手,引导企业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防止过度金融化。
关键词：
企业金融化 内源融资 外源融资 风险规避
[期刊] 中国流通经济
[作者]
高斌 张金龙
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科技通过全新的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影响着传统金融体系，我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亟须数字基建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以“宽带中国”战略的推进作为外生事件，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数字基建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建存在金融化效应，在战略实施当年就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且持续增强，在通过替换变量、PSM-DID、剔除特殊样本和安慰剂检验后结果仍稳健。影响机制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基建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基建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金融资产配置提供资金来源。外部环境的调节机制表明，较高的地区市场化水平会促进数字基建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正向影响，但较高的金融监管水平会抑制数字基建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和内控水平较高的企业通过数字基建获取资金的边际效用较低，内外部监管不足会导致管理层和大股东出于投资替代动机提高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因此，要继续加大数字基建投资力度，校正传统金融中存在的信贷资源错配属性；企业应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有效解决企业金融化背后的委托代理问题；金融监管部门要发挥数字基建的靶向治理作用，监管识别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动机。
[期刊] 金融研究
[作者]
史永东 田渊博
本文着眼于债券契约条款具有保护债权人权利的本质属性，将公司债券的总价差分解为信用价差和非信用价差，通过手工整理数据，应用组合排序法及Ｆａｍａ－ｍａｃｂｅｔｈ方法，研究了债券契约条款对债券定价影响的途径和程度。结论表明：债券契约条款由于能够保护债权人的未来权益，减少债权人承担的风险，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债券的信用价差和非信用价差，并且债券契约条款对信用价差的影响程度更大；通过信用价差和非信用价差两种影响效应的叠加，债券契约条款同样能够显著降低债券到期收益率的总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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