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0—2022年的公司债募集说明书，通过文本分析构建反映文本语调偏离业绩程度的指标，研究了在企业披露业绩数据和文本数据的多元信息环境下，债券募集说明书文本语调偏离企业业绩对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券募集说明书语调业绩偏离程度越高，债券发行利差越高。机制检验发现，债券募集说明书语调业绩偏离会降低公司信息透明度、增加违约风险，继而提高债券发行利差；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券募集说明书语调业绩偏离提高债券发行利差的作用在事前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信息披露质量差以及债券承销商声誉低的公司更强。上述发现表明，投资者能够在多元信息环境下对业绩数据和文本语调两类信息进行交叉验证。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债券募集说明书文本信息披露规定、提升债券市场信息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截至2020年底,已有689支债券发生违约,涉及金额达到5 570亿元人民币。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集中暴发引起债券市场巨大震荡,债券价格巨大波动降低了债券市场定价效率,从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在目前债券大面积违约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债券市场定价效率有待深入研究。已有研究多从公司定量信息角度分析信息不对称对于债券定价的影响,鲜有研究从公司定性信息角度进行分析。从债券募集说明书文本信息视角,以2011年至2018年的公司债数据为样本,采用OLS多元回归,实证检验债券募集说明书负面语调对债券定价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基于公司未来风险的影响机制。分析债券募集说明书负面语调对于债券定价的影响,通过内生性测试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实上述结论的稳健性,从违约风险和信息不对称两个角度分析上述影响机制,进一步检验债券募集说明书其他文本信息对于债券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债券募集说明书负面语调或者净负面语调越大时,债券发行信用利差越高,在考虑遗漏变量问题、承销商声誉、非预期语调和采用工具变量回归后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2015年证监会对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政策的修订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结论。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债券募集说明书负面语调能够增大公司未来违约风险(预警z值变小),继而使债券发行信用利差提高。进一步通过横截面分析发现,债券募集说明书负面语调提高债券发行利差的作用在事前信息不对称大的公司中更强;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负面语调影响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参与行为,减少债券超额募集的发生概率;债券募集说明书中风险信息披露越多或者可阅读性越差时,债券发行信用利差越高。从债券募集说明书定性信息视角,扩展了债券发行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研究,深入分析债券投资者如何看待债券市场中的定性信息,在中国债券市场违约常态化下,为提高债券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一定的方向,同时也促使监管部门对债券募集说明书信息真实性加以重视。

2016年债券市场的集中违约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债权人开始对信用评级功能与独立性产生了严重质疑。以经营杠杆为视角,利用2008—2016年中国债券市场上市公司发债数据,研究成本粘性对发行主体信用评级的影响,以此检验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成本粘性越大,主体信用评级越低,即成本粘性风险效应会被评级机构所关注。进一步分析发现,成本粘性降低信用评级的作用在风险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另外,成本粘性的风险也会被投资者所关注,即成本粘性通过信用评级影响债券信用利差。文章也进一步证实了成本粘性主要通过增大企业资产波动率与会计信息风险来降低信用评级,研究结论对债券市场的监管者、上市公司与债权人有着一定的借鉴与启示。监管部门、信用评级机构与债权人应积极对企业成本粘性行为进行监督,从而保护债权人利益;上市公司应该努力提高公司治理机制,减少管理层基于自利行为的成本管理行为。

本文选取2012—2017年在中国A股市场发行债券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探讨了会计文本语调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建立了适用于中国金融市场的情感词典,并使用文本挖掘技术量化了管理层语调。研究发现:积极的管理层语调能够显著降低债券信用利差。且分析师关注度越高,管理层语调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此外,债券市场对国有性质和低股权集中度企业的管理层语调反应更强烈。本文为会计文本语调与债券定价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文利用2009～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发债数据，实证检验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并探讨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显著降低债券信用利差，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一方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吸引优秀员工，从而提高企业技术效率与企业价值；另一方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继而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与未来的违约风险和经营风险。扩展性分析发现，存续期越长、股票源于回购以及非杠杆型的员工持股计划，其降低信用利差的正向效应越大；同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提高债券信用评级。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探究公司ESG表现能否影响其债券融资成本，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11—2021年上市公司ESG评级和债券数据，就ESG评级表现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第一，良好的ESG表现能够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产生负向影响，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第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国有性质会削弱ESG表现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抑制作用，而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行业、所在地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能够加强ESG表现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抑制作用；第三，机制检验发现，ESG评级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降低发行人信用利差；第四，分别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进行研究发现，三种因素的良好表现均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产生抑制作用，说明ESG理念已对我国公司债券发行人行为和投资人偏好产生初步影响。本文结论有助于丰富债券定价影响因素相关理论，引导公司重视优化ESG表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笔者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由大公等评级的３８４只无担保的固定利率非金融企业债，考察信用评级对债券利差的解释作用。实证研究发现，发行人的财务信息和信用评级都能显著地解释债券利差；在大公、联合和中诚信的样本中，在剔除了信用评级中的财务信息之后，信用评级对债券利差有显著的增量解释作用，而鹏元样本中的信用评级则没有这种作用。这反映了评级机构之间的异质性，即不能将各评级机构的相同信用评级看作是无差异的。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债券市场投资者和监管层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选取在深交所和上交所发行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作为研究样本,从宏观经济、债券因素以及企业资质三个层面,对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指标和债项指标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影响,而企业资质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则并不显著。鉴于我国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市场刚刚起步,定价机制尚不完善,信用利差更多反映发行时的宏观系统性风险,而未能体现发行企业的个体风险差异。

探究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地方政府债务的系统性风险,促进经济发展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上市企业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作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于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大,企业债券信用利差越高;(2)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地方政府“显性扶持”和“隐性担保”行为作用于债券信用利差;(3)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提升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违约风险高以及位于政府干预较强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4)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高,企业债券信用评级越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政策会削弱地方政府债务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提升作用。本文从债券信用利差角度,系统地探索了地方政府债务挤出企业信贷资源的影响和机制,对于全面理解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启示,研究结论对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认识与防范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基于2008-2019年长期信用债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评级分析师任期越长,信用评级越低;较长的分析师任期能够影响评级准确性,降低"未能预测违约"的第I类错误,增加"错误违约预警"的第II类错误;相比于短分析师任期,长分析师任期能够增强信用评级对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本文还发现,相比于未被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评级的债券,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评级削弱了评级分析师任期对信用评级的降低作用。

在"四万亿"投资的推动下,中国城投债券的发行规模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城投公司的整体债务规模也急剧攀升,其债务总量超过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城投公司的整体信用水平不容乐观。因此,城投债券的信用风险需引起足够重视。本文从量化角度研究了影响中国城投债券信用风险的四个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城投债券的信用利差与发债企业的资产规模以及发债企业所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负相关,与企业债券收益率以及担保正相关。

债券是金融市场中不可或缺的投融资工具，成熟完善的债券市场是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随着我国债券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债券风险管理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信用利差是债券二级市场重要的风险衡量指标。本文选取2017—2020年上交所公司债月度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信用风险、市场投资者情绪及其他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信用风险因素对我国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显著，且逐渐增大；（2）投资者情绪在市场中的传染效应显著提高了公司债信用利差，对信用风险在信用利差中的结构性变化起到了催化作用；（3）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溢价等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显著。基于此，提出健全外部约束机制，加强债券市场监管；细化债券信用评级，提升债券信息披露质量；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债券市场流动等建议。

文章利用我国2009—2013年间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的相关数据,以"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为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衡量标准,研究了发债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并对影响路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其债券信用评级越高、信用利差越低。结合路径分析的结果说明,内部控制质量不仅直接影响了债券信用利差,同时,还通过债券信用评级对信用利差产生了间接影响。在考虑了产权性质因素后,发现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与信用利差的关系更为显著,表明国有产权性质弱化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

本文以2014～2022年间发行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股东大会有关债券发行议案的中小股东投票数据，深入探究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主义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积极主义可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减轻代理问题，从而降低债券信用利差。本文不仅检验了中小股东在债券市场上的治理作用，同时也为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在将债券市场中的信息问题区分为一级市场上发债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确定与二级市场上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基础上,本文以中国企业债券为样本,实证检验信息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债券以及企业层面相关控制变量情况下,投资者在信息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两种情况下能获得显著的风险溢价。在控制了信用等级与事件日时长的情况下,该结果是稳健的。最后,信息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能够帮助信用风险结构模型解释债券信用利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监管部门在加强企业债券信息披露监管的同时,也应该强化对投资者信息披露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