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化媒体已经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企业社会化媒体的应用改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影响员工的信息交流,给企业带来新的管理问题,也为企业寻求组织变革带来契机。基于信息透明度理论,以某企业社会化媒体平台为背景,测量其社会化媒体网络中信息透明度对团队任务绩效的影响,探索社会化媒体对当今企业管理的积极作用。采用企业实际数据,借鉴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成果,量化信息透明度概念的可见性和可用性两个子维度,选用OLS方法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信息透明度对团队任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企业社会化媒体形成的企业社会网络中,不同的团队任务具有不同的信息透明度,即拥有不同的信息可见性值和信息可用性值,且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都对团队任务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OLS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每提高1个单位,团队任务绩效相应变化2. 4%和74. 3%,有序Probit模型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较高的团队任务有更大的概率获取更好的绩效评分。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团队任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拓展了信息透明度在IS领域的应用,丰富了企业社会化媒体、信息透明度和团队任务绩效的相关研究;识别出量化信息透明度的两个重要指标,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框架;给企业管理实践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启示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利用企业社会化媒体辅助团队交流,以提高团队任务的信息透明度,即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本文以我国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沪深两市所有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媒体监督以抑制管理层权力来提高信息透明度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受到的媒体监督程度越大，信息透明度也就越高，但媒体对企业负面报道的治理作用会更强；管理层权力负向影响企业信息透明度主要是通过结构性权力和声誉权力实现的；媒体监督且仅是媒体对企业负面消息的报道能够弱化管理层权力负向影响企业信息透明度的能力。通过进一步地分析，本文发现媒体监督对管理层权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抑制管理层权力的结构性权力和声誉权力来实现的。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并将媒体关注作为中介变量、将数字化转型和内部控制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整体框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信息透明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处于社会信任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媒体关注在ESG表现和信息透明度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和内部控制可以显著提升ESG表现对企业信息透明度产生的作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可靠。研究对深刻认识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信息透明度以及更好地促进我国上市企业ESG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本文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发现:社会责任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以及更长的贷款期限,但也带来了较高的债务违约风险,导致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信息透明度在企业社会责任的信贷资金配置效应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效应,优化了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更低。

本文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发现:社会责任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以及更长的贷款期限,但也带来了较高的债务违约风险,导致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信息透明度在企业社会责任的信贷资金配置效应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效应,优化了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更低。

透明度是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核心指标，现有文献孤立地考察媒体关注和独立审计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笔者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动态考察媒体关注和独立审计在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方面是否具有协同治理效应。研究表明，媒体负面报道越多，会计信息透明度越差；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只有当媒体关注和审计意见协同起来，即媒体负面报道具有风险警示作用，审计意见实证了媒体的风险警示，媒体关注和独立审计的协同治理才能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媒体关注和审计治理在会计信息披露领域的文献，为资本市场解读媒体关注和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4~2013年深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媒体关注对不同区域、类型公司信息透明度提高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媒体关注通过行政机构介入机制、声誉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了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媒体的负面和非负面关注均可以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两者相比,媒体负面关注对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影响更大;在中国西部地区,媒体关注对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影响小于东部地区;在国有上市公司里,媒体关注能够促进公司信息透明度提高,在非国有上市公司里,媒体关注对公司信息透明度提高影响较小。

本文基于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信息透明度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分析师关注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信息透明度的下降会显著提升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第二,信息透明度通过融资约束作用于企业金融化,即信息透明度降低会加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第三,分析师关注、分析师观点异质性可以调节"信息透明度—企业金融化"关系,且这种调节作用具有地域层面和所有权性质层面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一是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加强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二是要缓解实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切断"信息透明度—企业金融化"的传导途径;三是要鼓励和支持证券分析师行业的蓬勃发展,保护资本市场上卖方分析师的独立性。

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选择市场化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市场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选取市净率和托宾Q值两个指标对实证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和信息透明度都与企业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前者表明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并未因外部市场化环境的改善而有所提高,后者则验证了信息市场的"次品车效应";信息透明度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存在显著的基于市场化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而且市场化水平可以很好地解释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存在由负到正的变化,说明在特定条件下,外部市场化环境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信息...

社会化媒体首先让大众传播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同时也使传统企业的营销模式发生了改变。大型企业在社会化媒体营销中由于资源优势的存在,更容易利用新媒体的优势,结合市场,掌握新媒体的营销理念和技术。但中小企业如何面对,以微博营销为例,从资源配置、社会发展以及中小企业在新媒体营销时遇到的问题等进行分析,并对中小企业如何应用社会化媒体工具进行有效营销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通过盈余管理来衡量信息透明度,是从"隐性激励契约"视角探究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作用及路径。研究发现:公司信息透明度正向影响研发投资,这种正向影响却受到高管权力的牵制,即当高管权力增强时,促进效用会被削弱;不同情境分析显示,仅在非做空标的组高管权力才能对透明度与研发的正向关系产生抑制作用,而在做空标的组无法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信息更透明后并没有造成机密泄露问题,反而降低了高管薪资与研发产出的敏感度,进而更大程度地激发了研发动力。本文区别于以往研究,重点关注高管内在的研发动机,验证了"短期内容忍失败即是最好的激励"的观点。文章丰富了关于信息透明度功能的文献,指出其可以作为非正式激励合同,同时对公司如何成功研发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建议股东应该多关注研发过程中高管努力工作的细节,避免因只看重结果而扼杀了其研发的积极性,出现"研发产出低—降薪—降薪后产出继续低"的恶性循环。

文章以2008～201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其每年定期公布的信息考评结果作为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指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信息透明度与贷款规模与贷款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越高的公司,新增的银行贷款规模越大,银行贷款的成本越低,同时,信息透明度对银行贷款融资的影响程度受到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制约。

以2008-2014年中国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下经理管理防御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媒体监督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经理管理防御对会计信息透明度具有负向影响;而在民营企业中,经理管理防御显著提高了会计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发现,在国有企业中,媒体监督能显著抑制经理管理防御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之间的负向关系;而在民营企业中,媒体监督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以2008-2014年中国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下经理管理防御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媒体监督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经理管理防御对会计信息透明度具有负向影响;而在民营企业中,经理管理防御显著提高了会计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发现,在国有企业中,媒体监督能显著抑制经理管理防御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之间的负向关系;而在民营企业中,媒体监督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无疑会增强信息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自利倾向,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3 08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使用修正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财务透明度,以所有分析师对公司盈利预测均值的标准差以及与该公司实际盈余之差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采用Stata 13.0软件和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矫正模型进行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当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时,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越低,预测分歧度也越小。进一步区分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效果在财务透明度较低和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强制披露组样本中存在。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作用还会受到公司财务透明度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评估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