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研究＂走出去＂浪潮中新晋对外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文章构建了基于信息成本与集聚经济视角的新晋对外投资企业区位研究框架，认为对外投资的新晋者对东道国（地区）的不了解决定了信息成本因素在其投资区位决策中的重要位置。基于二值选择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信息成本因素对新晋对外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比集聚经济因素更为显著的决定作用；实证结果中部分集聚经济因素不显著的原因，既可能与过度集聚的不经济效应有关，也可能是因集聚经济因素作用与信息成本因素息息相关所致；交叉项显著为正的系数估计证明了集聚经济因素作用的条件性，显示在信息成本越低国家（地区），集聚经济因素的作用越大；在发达国家，集聚经济变量已成为．．．

本文采用系统的数据和计量模型方法 ,探讨了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对中国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行为面临诸多信息不对称和外部不确定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对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的理性反映。分析结果表明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变量。此外 ,人力资本也是重要的区位因素

我国引进FDI存在两个显著的现象,一是FDI区域分布不平衡,二是FDI引起的经济集聚现象明显。文章在一个三阶段技术转移和产品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分析FDI的区位选择以及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经济集聚。考虑到技术转移成本,FDI倾向于进入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以及具备良好的工业基础的地区。此外,如果某地区不具备这些基础条件,则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将受到限制,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经济集聚现象很难在这些地方发生。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以往集聚经济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专业化、多样化等为核心的外部集聚经济,对内部集聚经济关注不足。而在"多部门企业(Multi-unit firms)"组织方式背景下,单一企业的规模经济逐渐扩展为同一集团下属企业由于共同区位带来的内部集聚经济,重新发现内部集聚经济益发重要。文章旨在以华东地区整车集团新成立企业的区位选择为例,分析内部集聚经济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整车集团在某区域的从业人员总数每增加1%,该集团在该地设立下属企业的概率提升0.818%。纳入集团的初始位置、在投资地的投资时长和本地竞争等因素后,内部集聚经济的影响作用依然稳健。集团企业在同一价值链环节内部和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均会发生共同集聚。另外,加入内部集聚经济因素后,没有找到外部集聚经济稳健地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证据。

本文通过对外部性进行技术处理,构建了一个两区域的企业区位选择模型,尝试分析集聚外部性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货币外部性对企业区位选择存在明显的离散效应,而技术外部性对企业集聚具有很强的促进效应;技术外部性的正效应要显著大于货币外部性的负效应,从而导致集聚是企业区位选择的最优策略。通过对企业区位选择动力的拓展性分析发现,企业异质性尤其是技术异质性是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动力来源,而作用机制是竞争与选择效应。

文章使用2004-2007年间中国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对集聚经济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为了分析和比较集聚经济的不同类型对企业区位选择影响的相对作用方向和程度,文章构建了地区产业专业化、地区产业多样性和地区市场潜能等指标。同时,文章采用了泊松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有效解决了被解释变量取值为0的个数较多这一计数数据特征所带来的实证困难。研究发现,地区的产业专业化、产业多样性和市场潜能等变量都对该地区期望进入的企业数量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从而证实了企业区位选择中集聚经济效应的显著存在性。

通过收集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３１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本文实证考察了金融资源集聚对企业区位选择和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传统因素和金融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均有显著影响，金融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整体上要大于传统因素，并呈上升趋势，其中银行业集聚和保险业集聚有利于企业区位选择，而证券业集聚则不利于企业区位选择；传统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市场需求和交通便利度对企业区位选择产生正效应，影响程度有上升趋势，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区位选择产生负效应，土地成本的影响程度略有上升，劳动力成本的影响程度则有大幅度下降。在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中，金融因素总体．．．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2003-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产业集聚效应,并考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优惠政策对日商来华选址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存在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且这一效应有自我强化的趋势。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的土地优惠政策,都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选址决策产生了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2003-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产业集聚效应,并考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优惠政策对日商来华选址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存在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且这一效应有自我强化的趋势。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的土地优惠政策,都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选址决策产生了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文章以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探究产业集聚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结论表明:第一,产业集聚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且这种促进作用对市场寻求型OFDI更大,集聚区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开拓市场,并没有造成"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第二,集聚区内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越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高,表明地区-行业内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第三,产业集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要小于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作用,并且对民企和中等规模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集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存在于东部地区。第四,生产率提升是现阶段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作用渠道,中国产业集聚可能存在国内产业转移、国外寻求市场的发展道路。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通过采集2008年全国265个设区城市的二位数制造业产业部门数据研究了集聚经济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通过模型检验和机理分析表明:集聚经济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产业特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区位选择更多地收敛于城市化集聚,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更偏好于地方化集聚。同时对集聚经济的空间连续性效应的探索性研究发现,一些产业部门的集聚具有空间蔓延特性,毗邻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就业水平会对集聚区域空间走向产生影响。上述结论为区域产业发展的战略研究和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投资区位的选择关系着一个企业的效益,关乎企业的发展,而对石油企业来说,我国的石油重度依赖进口,选择一个合适的投资国,对我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本文首先根据中国石油企业的投资目标选择合适的投资区位评价指标体系,以代表各国家的投资环境指标;其次,对投资区位评价体系的各项投资指标做主成分分析,根据综合得分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加拿大相当适宜投资;俄罗斯、挪威比较适宜投资,澳大利亚、墨西哥、秘鲁、埃及、印度尼西亚谨慎投资,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不宜投资。

本文采用201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信息以及f Di Markets数据库和BvD-Zephyr数据库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自贸区制度创新指数,探究自贸区制度创新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贸区制度创新显著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自贸区制度创新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绿地投资、高竞争强度行业和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自贸区制度创新的五个维度中,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投资管理制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提高产业集聚是自贸区制度创新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渠道。

PPP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化解财政压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工具之一。利用世界银行PPI数据库内中国私人部门PPP投资的微观数据和254个地级市的经济特征数据,研究经济集聚对私人部门参与PPP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集聚与私人部门参与PPP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控制干扰政策的影响、采用不同的经济集聚指标以及门槛效应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PPP项目周期、项目所在地的营商环境以及市场潜力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当经济集聚超过一定程度时,较长的项目周期、良好的营商环境及市场规模可以放大经济集聚的"规模效应",缓解经济过度集聚导致的私人部门参与下降问题。而私人部门出资占比和项目投资规模则会增强经济集聚的"拥挤效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