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储蓄率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诸多影响,深入研究我国储蓄率的具体状况,探讨适度调整储蓄率的政策措施,有助于从宏观经济战略层面正确认识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实质和发展趋势,也有助于探索我国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扩大内需市场的途径。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理论和现状考察、影响分析之后,为促进我国储蓄率水平的适度降低,建议重点实施七个方面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变革。

在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背景下,过高的储蓄率会加重内需不足进而引致经济衰退,文章分析了我国居民储蓄率过高的制度性原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这一人口转变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对储蓄的影响非常值得关注,按照一般的经济理论和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前鉴,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有着较强的消极影响,而我国多年来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目前我国存在的高储蓄率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短时间内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消极作用难以显现出来。

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分析消费信贷对扩大消费、降低居民储蓄率的作用效果问题。利用2004—2011年我国各省城镇居民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量对居民储蓄率决定因素的实证检验显示:消费信贷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城镇居民的高储蓄率水平。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消费信贷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将会下降0.039个百分点。但消费信贷的作用仅在于降低储蓄率过快上升的趋势,其影响居民储蓄率的效果还存在诸多限制。

储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必须有高储蓄率的支撑。本文通过对工业化进程中有关国家储蓄率的时序数据和结构变动的比较研究,发现储蓄率的提高是经济阶段演进的必然现象,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客观规律。目前我国的高储蓄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高储蓄率为我国加快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大好条件。

本文针对"中国储蓄率之谜"问题进行研究,探究中国储蓄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文中构建了一个生命周期模型,并利用面板VAR模型得出了影响中国家户储蓄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文中构建了一个生命周期模型,并利用面板VAR模型得出了影响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因素。研究认为,储蓄率具有一个滞后效应,即本期储蓄率很大程度上受上一期储蓄率影响。家庭中子女数与储蓄率具有正相关关系,而教育成本的增加则会对储蓄率产生一个负向影响。此外,工资增长率的增加会使储蓄率上升,而人均资本率的增加会使储蓄率下降。

一、确定适度储蓄率的基本依据本文所研究的“适度储蓄率”,就是指能同时兼顾消费者当期消费与长远消费需要,并能保证使居民未来的收入增长水平达到最大的储蓄率。显然,要探寻适度的储蓄率,必须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居民储蓄、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上。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高的储蓄率,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高的储蓄率,低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则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在目前,我国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低下,且改善时间较长的前提下,降低储蓄率,扩大需求是短期内发挥我国经济增长潜能的一个理性选择。

1992～2010年间,中国总储蓄率比美国高出30几个百分点。其原因是由于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收入大幅增加但很少上交红利,同时民营企业缺乏融资渠道,只好依赖自我储蓄。同期我国政府储蓄率的上升是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一直高于GDP增速,而政府的公共支出偏低;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美国居民储蓄率的下降主要源自美国近年来的财富增加,信用的泛滥及日趋完善的社会保障。针对当前中国储蓄率过高的说法,本文认为不可简单套用国际比较,不仅要考虑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还要看中美两国人均储蓄额和人均投资额。当前我国储蓄率有其内在规律,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要求,不宜认为过高。

本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介绍,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详细理论与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储蓄率的形成,既有与其他高储蓄国家相同的原因,也有我国特殊国情形成的特殊因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成长和人口负担的下降作为高储蓄率形成的显著因素,得到了实证模型的验证。在政策方面,高储蓄率特征既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的失衡状况,也为未来改革指明了方向,应采取适当措施充分有效利用当前的高储蓄资源优势,通过改革为未来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表现为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长期的"双顺差",并由此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导致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国内高储蓄与投资失衡,本文认为,要解决外部失衡的根本途径是降低国内储蓄率和提高消费率。

本文以世界银行给出的1982-2010年我国与世界主要地区及主要国家总储蓄率为基础,分析我国近年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与我国高储蓄率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经济增长的影响,高经济增长必然伴随较高储蓄率;社会收入分配不均,我国现阶段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加大,导致储蓄率攀升;金融体系的制约,我国信用制度不够完备,人们缺乏合适的投融资渠道,所以只好自我储蓄;人口结构的变迁,我国近年人口抚养比增大,促进了人们多储蓄;社会制度的变迁,旧的社会保障体系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促使人们进行预防性储蓄;历史文化因素,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崇尚节俭、未雨绸缪;利率因素,这个因素在中国表现得不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