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决定于企业创新产生的价值增值,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对于投入要素的最佳配置和要素最大潜力的释放。企业家的控制权是推动企业创新的主导力量。相对于所有权而言,企业家的控制权更为重要,因为这种主导权有助于人力资本把握使企业变得更有价值的机会,赋予企业创造关键资源的创新能力,即获得专业化人力资本的能力,这是一种隐形投资,其效果往往在事后表现出来。明智的选择应当是善于在事先就发现和运用这个主导力量来推动企业创新,在面临不确定性市场的情况下,赋予企业家过程决策和事后决策的自由裁量权。企业的多元产权要素形成的共担风险模式,要求以无法直接定价的人力资本与可直接定价的其他投入要素地有机结合与合理配置。这种隐性人力资本投入得越有效或越多,则创新的潜力越大,因而越需要受到激励。

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为供给侧精准识别有效需求和企业融入开放创新生态提供了有效途径。互动数据不仅成为互联网环境下企业创新活动的一种基础创新资源，而且成为企业精准识别用户需求的战略资源，用户画像是企业使数据资源具有意义从而可以被应用的基础。据此，本文从微观视角探讨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机制及构建方法。研究结果表明：用户画像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机制是一种双循环机制，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共同作用于用户画像迭代，保证了画像的适时性和画像分析的精确度。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由要素分析方法、互动数据构建方法和应用计算方法三部分组成的促进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的用户画像构建方法，为数据驱动的企业产品开发和创新管理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管理工具。

为探究制造企业数字创新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过程机理,揭示数字创新的协同效应、扩散效应和增值效应,以及数字化投入持续性的情境效应,将数字创新划分为效率型、新颖型和融合型3种类型,并将数字化能力划分为数字协同能力、数字创新扩散能力和数字价值化能力3个维度,以251家中国制造企业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第二,数字创新通过推动数字化能力重构促进企业绩效水平提升。第三,不同类型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具体表现如下:数字创新扩散能力在新颖型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数字价值化能力在融合型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第四,数字化投入持续性在企业数字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正向调节数字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关系,强化数字创新与数字化能力间关系,以及效率型数字创新与数字协同能力间关系。结论可为制造企业数字创新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给绿色技术创新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业和新时代数字技术融合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ESG评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理区域、环境治理水平、CEO金融背景下存在差异。

从内外部两方面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政策一方面通过资金配置、风险管控从内部支持企业获得融资、分散风险；另一方面，绿色金融政策结合绿色消费、竞争激励从外部帮助企业打开市场、树立优势。其次，从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三个阶段演进特征来看，我国整体上正在由第一阶段的被动创新跨向第二阶段的响应创新，但由于区域间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水平的不平衡，有些地区已经处于第二阶段，有些地区还刚刚开始第一阶段。此外，绿色金融政策在各阶段的发展也会存在重叠和反复。最后，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以转换机制为突破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倪自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是竞争的主体。当今我们正处在经济和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要想面对来自国内外实力雄厚的竞争者，在市场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能否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开发适销对路并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文章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从创新效率的视角考察了微观创新主体民营化前后创新行为的变化。研究发现，民营化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效率，企业的专利数量显著减少，这种影响在缺乏原国有大股东制衡、无系族的上市公司以及外部产权保护较弱的地区更加显著，而且相对于创业型企业，民营化企业的创新效率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化抑制企业创新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关联交易显著增加、投资显著减少，民营化后非国有大股东更多地表现出掏空动机，减少了创新活动，降低了创新效率。文章的研究结论为理解民营化企业的效率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新兴转轨经济体的民营化行为，而且对于监管层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基于企业创新质量视角考察垄断产生的经济后果,能够为国家反垄断司法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垄断对企业高质量和低质量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垄断对企业高质量和低质量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抑制作用;垄断对高质量创新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长期企业、高科技行业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而对低质量创新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熟期企业、高科技行业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组织冗余在垄断对低质量创新的抑制作用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垄断对高质量创新的抑制作用中未能发挥中介效应。

历史证明,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并非技术自身的演进,而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恰当的制度环境是创新的基础、动力和前提,是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后发国家所引进的技术能否充分发挥作用与制度文化、人员素质紧密相关。目前,我国制度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因此,我们在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力度的同时,应当更加重视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建设和完善。

当前，学术界关于连锁股东经济后果的研究存在“治理优化”和“市场合谋”两种观点。文章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连锁股东不仅有效促进创新投入，而且显著增加专利申请数量，即发挥了“治理优化”效应。连锁股东通过提高高管薪酬激励和降低代理成本，激发企业创新动力；通过获取商业信用，增加企业创新资源。审计质量对高管薪酬激励的中介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垄断性行业对经理人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文章丰富了连锁股东研究的相关文献，为市场监管部门引导和规范连锁股东行为、助力企业创新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参考依据。

已有研究对于险资举牌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究竟是扮演长期投资者还是短期投机者角色尚未形成一致观点。本文基于企业创新视角，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险资举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险资举牌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抑制作用，险资举牌的创新抑制效应具有长期性影响。通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仍成立。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企业外部市场环境和自身内部机制的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险资举牌的创新抑制效应在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的企业和信息透明度较低的企业更加显著。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险资举牌的经济后果，而且对于提升险资价值投资理念、规范险资举牌行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总体上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和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地税合并通过征税渠道抑制了企业创新，但通过治理渠道和税收营商环境渠道促进了企业创新，且促进作用在信息透明度较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地区营商环境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地税合并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兼具“提质”和“增效”双重效应。本文结论表明，统一、规范的税收征管有助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建设现代化财税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持。

本文认为商业信用对中国制造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两个方面。而为进一步明确商业信用的总效应,本文利用2003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中国企业使用商业信用的收入效应明显大于替代效应,商业信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企业创新,并且相较于不使用商业信用的企业,使用商业信用的企业开展研发的概率要高5.1个百分点。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不变。此外,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非上市私营企业使用商业信用将促进其从事研发活动,而对于其他类型企业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商业信用是中国制造业企业重要的融资来源,也是推动其创新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除了继续加大金融系统改革力度、降低私营企业在银行的融资门槛与成本外,还应建立健全全国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与社会融资体系,帮助企业有效管控融资风险,提高融资效率,使商业信用在国内得到进一步应用与发展。

近年来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担忧，为探究如何引导实体经济回归正轨，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技术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技术创新能够引领企业“去虚归实”；股权激励机制的引入削弱了技术创新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抑制作用。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技术创新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最终能够达到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并提高企业价值的效果。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和强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加强企业创新意识以及引导金融回归实体提供新的参考与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