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金融业态，其与企业微观主体生产创新行为有着密切关联。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探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对于不同属性企业而言展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效果。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与传递市场良好信号、缓释金融约束与加强财务稳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增大创新产出等三种路径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在社会非信任环境下，供应链金融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展现出更大的弹性。建议加强培育供应链金融生态、强化供应链金融政策体系支撑、提高精准施策水平、营造良好的市场信任环境。

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背景下，从地区市场分割视角探究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考察市场分割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市场分割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市场分割主要通过提高经营成本、加剧融资约束、抑制市场竞争和锁定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消极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在股价信息含量较低、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以及存在共同机构投资者的企业中，市场分割的数字化转型抑制作用更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缓解市场分割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利影响。本文有助于系统揭示地区市场分割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为扎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对供应链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CEO数字化支持行为对供应链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发现:CEO数字化支持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正向影响，数字技术跃迁、数字设施搭建、信息系统协同在CEO数字化支持行为与数字化转型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CEO数字化支持行为、数字技术跃迁、数字设施搭建、信息系统协同四个变量的组合形成6条高和6条非高数字化转型路径。因此，CEO在供应链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加大支持力度，积极推进企业数字技术提升和数字设施平台的搭建，促成供应链企业之间的信息协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37个地级市数字金融指数和中国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虽然作用效果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约束，但在长期内保持了强劲态势。从结构上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尚未显现。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贷资金比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等路径，最终达成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功效。第三，从调节效应来看，行业竞争的加剧会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第四，基于企业内外部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成长期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强的情境下，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带来更为突出的驱动效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多渠道赋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建议。

为顺应国家建设“数字中国”的号召，流通企业应当抓住数字技术革命这一机遇，借助数字化完成转型升级，以实现投资赋能的效果。本文利用上市A股2010-2020年度数据，实证检验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投资绩效的影响呈“U型”路径，在整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流通企业的投资效率会经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阶段。数字化转型的绩效提升效应存在异质性，国有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存在绩效提升效应，而民营流通企业的绩效提升效应较为明显。

加快落实数字中国战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企业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普遍呈现的自身资源和能力不足困境亟待破解。以2007—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考察供应链网络中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扩散效应。研究发现，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沿供应链向上游扩散，促进供应商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该扩散效应主要通过共生合作效应与动态竞争效应双机制予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客户企业为非成长期企业、客户企业与供应商企业之间数字鸿沟较小、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扩散效应更为显著；拓展分析发现，供应链网络中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扩散效应可以显著提升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为有效助推企业突破转型难的困境，建议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除考虑自身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应紧抓与下游客户业务交流的重要机遇，充分利用客户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扩散效应，重视合作共生效应与动态竞争效应的中介作用；建议政府搭建数字化转型交流平台，鼓励引导上下游企业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动态展示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程度，为供应商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决策提供高效的竞争环境。政府应多举并措，精准施策；企业应结合自身特点，制定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数字化转型承接方案。

数字化转型正逐渐成为驱动供应链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是当前亟需研究的现实问题，但尚未有文献对此提供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在构建供应链韧性指标基础上，基于2007—2022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解构供应链韧性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供应链抵抗力和供应链恢复力，且对供应链恢复力的影响更显著。从传导机制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配置和优化供需匹配两个渠道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境不确定性高、内部控制水平低企业，以及位于产业链下游和市场化水平低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助推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供应链韧性提升并未造成企业经济绩效损失，而是持续推动企业经济表现；“链主”企业和供应链政策在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韧性过程中发挥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文章不仅为系统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韧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打造数字供应链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了政策启示。

利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特别是在东部地区、非制造业和CEO具有金融背景的企业中,这种提升作用更为显著;金融发展水平正向影响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投资的驱动作用;数字金融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金融投资;数字金融主要促进了企业对非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投资,而企业成长性能够削弱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投资的驱动作用,这体现了企业金融投资的"利润追逐"动机。研究结论警示了数字金融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从规范数字金融发展、优化金融监管、应对金融化挑战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双循环背景下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影响商贸流通企业竞争优势的机制，旨在引导商贸流通企业加速实现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从而增强动态能力，构筑竞争优势，助力“双循环”。研究结果显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商贸流通企业竞争优势起到促进作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动态能力起到促进作用；动态能力对商贸流通企业竞争优势起到促进作用；动态能力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与商贸流通企业竞争优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高自身资源和能力水平并借助外部主体力量放大其潜能提供了有效的转型升级思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本文运用Python获取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集成程度具有显著的推动效用;供应链集成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通过供应链集成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促进效果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和非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中更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及供应链集成的积极影响在中小型企业中并不显著;供应链集成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间不能发挥中介作用。本文对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和微观基础进行了探索,研究结论对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性的指导建议。

当前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与产业链供应链动荡带来的深层影响。结合产业组织的纵向关系理论，本文指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维持和提升关联效应，并尝试从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系维持、供应质量提升三个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和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匹配中国上市公司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数据，本文创新性地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视角考察了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明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后向溢出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供需匹配、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三个层面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而牵引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这种后向溢出效应根据纵向关系结构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包括上游供应商的规模、所有权性质以及下游客户端的市场影响力。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要围绕需求牵引和外部溢出来优化数字化转型政策，特别是要以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提升和纵向协同机制建设，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供应链数字化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由于供应链网络中包含了上下游多家企业,供应链数字化依赖于供应链网络中各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然而鲜有学者关注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产生机理。研究发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纵向同群效应,且相对于同竞争对手网络的横向同群效应,纵向同群效应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网络中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应和动态竞争效应有助于数字化转型纵向同群效应的形成。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或者当同群企业类型为供应商、同群企业重要性更高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同群效应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稳定性。本文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联动以及地方政府稳链固链提供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技术、资本和人力之外的又一核心生产要素。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内提高经营效率、对外获取政府补助和提高市场关注度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内部的高端人才和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有力保障。最后，基于行业类型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地存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本文不仅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文关注供应链金融发展对商贸企业持现行为的影响，并考虑产权性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与产权的异质性，以2011-2020年上市商贸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取得的研究结论为：商贸企业的供应链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则持现水平越低，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对企业现金持有的行为呈一定的替代效应；产权性质能够显著地调节供应链金融发展与商贸企业持现水平的关系，两者的负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以供应链金融为起点，落脚于商贸企业的持现行为，既补充企业持现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供应链金融发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一普遍共识补充了来自企业现金角度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