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低生育率具有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生育水平一旦降到1.5以下将很难回升。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众多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质疑了该理论,挑战了它本身的一些论证和证据。"低生育率陷阱"说法可能只是对短期内生育率变动现象的总结,还不能归纳为规律。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在临界值1.5以上,尚未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多项调查表明中国目前的意愿生育水平在1.8以上,有60%以上的人在政策调整后会生育第二个孩子。同时,进度效应在降低时期总和生育率上仍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较高的生育意愿影响下,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未来进度效应的减弱,生育率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出现回升而不是下降。断言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或面临"低生育率陷阱"的严重风险还为时过早。

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一些国家生育率降到并持续保持极低的水平,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人口学界乃至大众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欧洲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是鲁茨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按照鲁茨等人的观点,一国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5以下,就会产生一种"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于是,生育率就如同掉进了"陷阱",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本文介绍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和作为其理论核心的"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并从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分析了"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本身的缺陷,从理论上论证"低生育率陷阱"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笔者结合近年来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认为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证明和实践检验。

文章以总和生育率低于1.5持续时间达到20年及以上作为低生育率陷阱的判断标准,对66个1997年之前进入后生育率转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变化趋势进行观察,有3个主要发现:一是低生育率陷阱并非偶然的存在,而且低生育率陷阱风险已经从22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二是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避免,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从未降到1.5以下,其中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1.7或1.8以上;三是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以摆脱,但摆脱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只是少数。由于生育率长期在低生育率陷阱临界水平上波动,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更替水平,以及其他对生育率具有负面影响的人口学因素的强化,中国已经面临着低生育率陷阱的高度风险。

本文在归纳统一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家庭收入异质性的统一增长模型,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当经济不平等随着发展而扩大时,可能会进入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中等收入陷阱。由于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的替代作用和公共教育对私人教育的激励作用,公共政策可以改变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改善不平等,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用这一模型,本文讨论了我国发展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问题。

有些人也许会忘记很多眼前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他们绝不会忘记KODA,这个许多人从前闻所未闻的词,使很多香港和内地的富豪们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独立

中国目前存在严重的低生育率、性别比失调、老龄化等人口结构性问题,但是,目前的生育政策,还只是"生育供给"政策。一个完整的生育政策,也应该包括"生育需求"政策,这篇文章就是通过生育对女性收入的影响来研究家庭的生育需求。本文通过非线性转换和混合密度估计方法估计了不同类型的女性生育陷阱的不同影响程度,我们发现,生育对女性的工资收入在生育当年有显著的高达18%的负面影响,对外生类型的女性这一影响尤为显著,这会显然影响这部分女性的生育需求。

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社会，持续低生育率及其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理论上讲，收入分配的平均化和社会保障对生育支持的强化会促进生育率提升，然而现有文献对于在低生育率阶段收入分配状况和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生育率的经验分析不足。从高生育率阶段进入低生育率阶段的生育转变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生育观念从追求生育数量向追求生育质量转变，而追求生育质量导致的生育成本持续增高成为抑制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生育行为受到较大的收入约束，使其实际生育数量低于潜在生育意愿。收入分配的平均化不但减少低收入家庭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比，而且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降低低收入家庭生育行为的收入约束，进而促进整体生育率提升；基于人们对高质量生育的诉求以及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目标，强化生育支持的社会保障改善则会降低社会平均生育成本，从而促进整体生育率提升。欧盟地区较早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并出现了一定的生育率回升，本文以2000—2020年欧盟27个国家为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看，样本国家的基尼系数与总和生育率显著负相关，而社会保障支出与总和生育率显著正相关；随着总和生育率的提高，基尼系数降低对总和生育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从不显著转变为显著并持续增强，而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总和生育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均显著；基尼系数和社会保障支出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具有相互强化的交互效应，即基尼系数降低会强化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总和生育率提升的促进作用，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也会强化基尼系数降低对总和生育率提升的促进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欧盟地区的实证分析为在低生育率阶段收入分配平均化和社会保障完善可以显著促进生育率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二是通过分位数检验和交互效应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基尼系数和社会保障支出影响总和生育率的机制。本文揭示了在低生育阶段可以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和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生育率提升，有利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实现生育和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在通过高质量经济发展为持续提高生育质量提供物质保障的基础上，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和加大生育支持，进而有效提升整体生育率。

本文通过实证对比跨越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类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突破1万美元期间经济社会方面的差异及演变过程,给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判断依据,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效率陷阱,发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主要有教育投入不足、失业率高、消费层次低、金融配置低及贫富差距过大等。同时,对中国落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判断分析,并就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给出一些建议。

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不再管用,如果重复使用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也不同程度地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低成本优势战略,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序列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放弃了这一战略,依靠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源开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城乡与地区的均衡发展,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以及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实现了社会结构和政治民主化转型,保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成功地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

智利经过４０年的改革与发展，成功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南美地区率先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智利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和参考。

罗丹在《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1期中撰文,探索和分析了新加坡职业教育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转型和改革举措,为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启示与借鉴。建立密切配合经济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成功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基础。新加坡在1959年获得自治之初,职业教育发展十分落后。为有效提高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政府通过确立"职业教育配合经济"的发展理念,建立"政校企行协

为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政府通过确立"职业教育配合经济"的发展理念,建立"政校企行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创建"政府主导下校企并行"的发展模式等实现职业教育的战略转型。在微观层面,通过以"技能升级"为核心全面提升传统职教培养能力;以"政府合作"为依托显著提升特设培训国际地位;以"创新和推广"为手段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能力;以"文化改良"为目标营造职教与社会互促新氛围等途径提升职业教育的应对能力。我国需要立足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推进职教改革与发展;强化政府在推进职教产教融合中的主导作用;建立以投入增长机制为核心的适度超前发展机制来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的经验显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社会，需要实现法治财税、完善分税制、完备转移支付制度，需要惠民让利的优惠政策、高效的税政管理等。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当推进税收法治、完善三级政府分税制并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完善直接税和间接税并有针对性地运用税收优惠政策。

新生儿健康对人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基本医疗保险在促进孕妇及新生儿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外研究证明医疗保险可以有效促进新生儿健康,然而国内该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当前,我国“三孩”政策使高龄产妇增多导致不良出生结局问题凸显。在“健康中国”和“低生育”的双重大背景下,文章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孕妇参加医疗保险状态影响新生儿健康的研究进展,针对已有研究成果、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及评述,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撑。

韩国生育率的变化过程与中国极其相似,只不过在时间上比中国早10年。尽管中国生育率的发展进程和地区差别不会直接复制韩国的模式,但此文对韩国近10年生育率变化、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仍对估计中国未来10年生育率变化趋势有重要启示意义。当妇女终身生育数量已经减少到1~2个孩子时,婚育时间将会显著影响时期生育率。而显然有利于妇女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政策与社会环境将是影响二孩生育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