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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科技进步与对策  [作者] 万旭仙  王虹  何佳  
以2014-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考察高管激励方式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并基于产权异质性作进一步检验。引入ITCV方法测量内生性问题是否改变了回归结果,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研究发现:(1)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不产生蓄水池效应;(2)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开发式创新挤出效应受到产权异质性的影响;(3)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对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4)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有助于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这一调节效应并不显著;(5)相对于探索式创新,薪酬激励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开发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
[期刊] 金融理论与实践  [作者] 蔡宗朝  吴非  李华民  
利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集,构建实证模型研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激励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激励越强,对于技术创新活动的抑制性越强,这在三种层次的专利创新活动中都保持了稳健的结果。这种抑制是通过降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R&D)和扰动企业财务稳定水平来实现的,特别的是,这种不利扰动对于高端创新而言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的企业在面临金融资产配置激励时会产生有差异的反应函数,从而带来了创新产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金融化的研究视角,而且还对中国市场化改革以及当前政府出台"脱虚向实"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期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作者] 牛煜皓  卢闯  
以2008—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考察了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有过贫困经历的高管所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更高;但配置的金融资产仅是流动性强、易于变现的金融资产,而非追逐相较实业投资的超额利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述现象在受灾程度严重、公司风险水平高和管理者权力大时更为突出。本文立足高管早期经历这一独特视角推进了金融资产配置动因的研究,对于监管者、投资者以及社会舆论全面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期刊]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刘磊  
以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端制造业为样本,实证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体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体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倒“U”型非线性影响,且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体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衰退期企业更加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是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机制。
[期刊]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作者] 刘磊  
以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端制造业为样本,实证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体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体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倒“U”型非线性影响,且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体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衰退期企业更加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是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机制。
[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穆林娟  宋巍巍  
文章以2014—2017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其中的轻资产公司,通过与全部上市企业对比分析,考察轻资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根据轻资产企业先天特点,引入融资约束,检验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敏感性。研究发现与全部上市公司相比,轻资产公司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则是显著的。进一步研究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期刊] 财会月刊  [作者] 王新红  曹帆  
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的重要来源。从双元创新视角,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影响效应来看,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提升企业的双元创新投资水平。但股权激励强度对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随着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加,股权激励与探索式投资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与利用式创新投资呈现正向线性关系。从作用机制来看,股权激励是通过风险承担效应“、金手铐”效应两个可能的渠道影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投资;股权激励能够通过“金手铐”效应影响企业的利用式创新投资,但股权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对利用式投资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期刊] 科技管理研究  [作者] 孙慧  杨王伟  
通过构建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引入高管"双元"资本作调节变量,以2014—2016年1 02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泊松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对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以及高管"双元"资本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和创新投入均正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股权激励负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人力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起不同的调节作用;高管社会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均起负向调节作用。
[期刊]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陈孝明  张可欣  
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不断增长,企业创新投资必然发生相应变化。运用2012-2017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依据金融资产持有时间长短,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分为流动性和非流动性两大类。实证研究不同种类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实体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并基于产权性质和技术属性做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创新投资没有产生显著的"蓄水池"效应,而持有非流动性金融资产对创新投资则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其中,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挤出"效应更强。公司治理上的差异是影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重要因素,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弱化非流动性金融资产对创新投资"挤出"效应的作用。
[期刊] 现代管理科学  [作者] 周梦丽  王艾敏  张旭婷  王子伦  
从公司金融资产配置的角度,选择我国七十余家已上市的单项冠军企业在2016—2020这5年间的相关数据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政府补贴、公司金融资产配置情况对于单项冠军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如下:(1)在公司金融资产配比变化的过程中,政府的相关补贴与单项冠军企业技术创新数据呈现出非线性的数量关系;(2)所属区间不同的金融资产配置率对于政府补贴与单项冠军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也不相同。进一步来说,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较低时,政府所下发的补贴与单项冠军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为正相关。而随着金融资产配比的进一步提升,这一关系发生结构性突变,由正向变为负向。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单项冠军企业的创新驱动机制中包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有助于推动本土制造企业进行自主创新,从而培养出更多制造业方面的“单项冠军”。
[期刊] 会计之友  [作者] 胡苏  张娅婕  张念明  
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占用了创新资源,严重阻碍了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文章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考察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财务柔性可以缓冲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挤出效应”,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可以增强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抑制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缓冲作用。研究认为:实体企业储备一定的财务柔性,合理配置金融资产投资,设置有梯度的高管货币薪酬制度,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实施。研究为企业金融化的良性治理和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推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期刊] 科技管理研究  [作者] 马晓璇  鲁虹  
以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高层管理团队(TMT)的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高管激励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TMT的政治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有负向影响,商业资本和学术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2)货币薪酬激励正向调节TMT的政治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商业资本和学术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3)股权薪酬激励和声誉激励正向调节TMT的政治资本、商业资本和学术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4)控制权激励正向调节TMT的商业资本和学术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政治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不具有调节作用。
[期刊] 南开管理评论  [作者] 许志勇   王瑾   张娜   韩炳  
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资产结构配置,高质量的资产结构配置是企业创新驱动的基石。然而,当前许多企业资产结构错配严重制约企业技术创新。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工具变量、系统GMM及PSM-DID等方法,考察企业资产结构错配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激励机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资产结构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对开发式创新的负向影响不显著。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调节效应显示,高管股权激励缓解了资产结构错配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高管晋升激励和高管薪酬激励则加剧两者之间的抑制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和研发薪酬激励缓解了资产结构错配对开发式创新的负向影响,高管晋升激励则加剧两者之间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资产结构错配促进了平衡式双元创新,抑制了组合式双元创新。资产结构错配对制造业、专精特新、重资产和低研发强度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对非制造业、非专精特新企业、国有企业以及轻资产企业开发式创新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为有效化解资产结构错配、优化企业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双元创新水平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资产结构配置,而高质量的资产结构配置是企业创新驱动的基石。然而,当前许多企业的资产结构错配问题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工具变量、系统GMM及PSM-DID等方法,深入考察企业资产结构错配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激励机制的调节效应。
[期刊] 统计研究  [作者] 刘贯春  
面对日益凸显的"脱实向虚"格局,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将发生相应转变。本文利用2007—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半年期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并考察了上述关系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金融资产配置会显著降低当期企业研发创新,但金融资产持有份额有助于推动未来时期的企业研发创新,而金融渠道获利则呈现抑制效应。同时,上述效应在不同子样本依旧存在,但金融资产持有份额的作用在私有企业中更为凸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和金融渠道获利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前者更多是"蓄水池"的功能,而后者更多是"替代品"功能。因此,为避免过度金融化带来的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加强对企业金融渠道获利的监管显得尤为关键。
[期刊] 科技进步与对策  [作者] 宋加山   涂瀚匀   赵锐锃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可为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企业作为微观创新主体,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金融资产配置视角,以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限效应模型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机制中,融资约束发挥重要中介作用;金融化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正向调节融资约束在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机制中的中介作用。通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驱动机制,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打造数字驱动创新生态提供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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