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避税行为能够增加企业留存资源，但也会造成信息成本和声誉风险的增加。为探讨企业避税行为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避税行为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旨在为理解企业避税行为对商业信用融资影响的内在机理提供微观证据。研究发现：企业避税行为动机越强，其能够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就越少；管理层代理成本在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商业信用融资的过程中扮演正向强化作用；企业避税行为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关系在不同行业性质和生命周期中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尽管企业避税行为能够给予企业一定的会计调整空间，但也会导致企业声誉下降，商业信用融资减少，因此企业需要权衡考虑实施避税行为带来的利弊。

选择2009—2020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并基于企业避税视角，为缓释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一是政府应加大反避税措施，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遏制企业激进避税行为，也应对税收负担过重的企业适当减轻税负的，将税负征收强度划定合理阈值，保证企业不因税负过重而影响正常的生存和经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大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并加快对金融市场制度的完善，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效率，有效化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降低信贷成本，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防范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产生；三是企业自身应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并提高治理水平。

基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沪深两市Ａ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从企业避税角度实证检验零杠杆现象存在的原因。研究表明，与国际市场类似，我国资本市场也存在零杠杆现象，且企业避税程度越大，公司采取极端债务融资决策的可能性越高；而税收征管水平越强，零杠杆现象发生的概率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征管可以显著地抑制企业避税与其零杠杆决策间的正向关系，而上述研究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研究结论不仅对股东及债权人的投资决策具有参考意义，更重要的是为税务部门等国家政府机关有效地发挥税务征管外部治理效应及优化企业融资环境提供了实证支撑。

企业文化是公司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的内部治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中华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企业具有更低的税收规避程度，这表明中华老字号深受其独特企业文化的影响，具有更低的避税意愿。机制检验表明，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通过提升管理者社会道德意识及削弱管理者风险偏好两个机制影响公司税收规避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与公司税收规避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高管内部晋升、媒体关注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文通过考察以企业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拓展了企业文化与税收规避等领域的研究。

利用A股上市公司"应付职工薪酬"明细科目构建企业层面的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比例指标,实证检验了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与企业避税的关系,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比例与企业避税程度正相关。进一步发现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与企业避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劳动力密集度较高和员工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路径分析检验发现,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降低通过增加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降低企业的避税动机。将企业总部所在地的法定养老保险企业缴费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为我国正在推进的"减税降费"综合改革提供了实证数据支撑。

本文结合债券市场和上市公司数据，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检验了打破刚性兑付这一事件对中国债券市场利率的影响。本文发现，打破刚性兑付不仅没有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反而引起市场整体融资成本上升，且对于不同企业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具体来讲，打破刚性兑付使得低信用企业，特别是高风险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显著提高；而对高信用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没有显著影响。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无法有效降低风险溢价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打破刚性兑付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是不现实的。

本文系统回顾和梳理国内外关于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以及企业避税行为的相关文献,重点分析在融资约束环境下企业寻求政治关联提升避税行为程度的内在关系,为今后更加深入地研究此类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融资难融资贵是小微企业成本高、负担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央各部门、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2018年以来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得到初步控制。2019年4月17日和6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对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做出明确部署和要求,但有的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乃至有的企业仍将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简单理解为帮扶小微企业,期冀通过行政手段压低融资成本,让一些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扭亏脱困。这种忽视市场规律的降成本方式不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仅降低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产生了新的金融风险隐患。笔者认为,进一步推进小微企业降成本工作必须力避"救死扶伤"式思维,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地把降成本与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内部挖潜有机结合起来。

文章以我国2013—2017年沪深上市的A股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以KZ指数和SA指数衡量融资约束,以会计—税收差异衡量企业避税,实证分析融资约束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避税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加而增加,加入对CFO背景的考虑后,发现相较于男性,女性CFO在面临融资约束时更不倾向于采取避税行为,研究结果并未发现CFO的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对融资约束与企业避税的关系产生影响。

文章以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客户集中度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并考察商业信用供给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客户集中程度越高，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文章对其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客户集中程度越高，会提高企业的资源被占用程度，进而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使得企业有更高的避税动机和避税行为。最后，基于商业信用供给检验发现，在应收账款规模越高时，客户集中度与企业避税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是近年来学术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文章以2007—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分析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1）客户集中度越高，避税程度越高；（2）客户集中度通过加剧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避税；（3）管理层持股会削弱客户集中度与企业避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客户集中度经济后果的研究，而且为规范企业避税行为提供了经验参考。

当外源融资成本较高,而内部现金流又不充足,企业无法为有利的投资机会募集到所需资金不得不放弃部分投资项目时,便会陷入融资约束困境,导致管理层不得不削减现金支出或提高流动性。而避税在降低企业纳税义务的同时,伴随的是现金支出的降低。因此,企业可能会选择激进的避税,以缓解资金方面的困境。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可能会受到内部控制的约束,高质量内部控制可显著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降低企业外源融资成本和管控税收违法风险,因而可能会弱化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融资约束能否诱发企业激进的避税,考察内部控制能否抑制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基于2008年至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KZ模型度量融资约束,采用会计实际税率及其变体度量企业避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融资约束能否诱发企业激进的避税,以及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否抑制融资约束所导致的企业激进避税动机。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企业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依旧显著;随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融资约束与企业激进避税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减弱。激进的避税是陷入融资约束困境企业改善资金短缺状况的替代选择,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融资约束诱发的激进避税。从多个角度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产权性质和金融环境的差别均不会影响上述结果。研究结果有助于学术界丰富和深化对融资约束经济后果、企业避税诱因以及内部控制作用机理等方面的认识,也能为税务机关、金融监管当局和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政府应加快培育宽松和高效的金融环境,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有效的沟通渠道,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简化企业融资手续,提高金融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税务机关与融资约束企业之间应该建立灵活的协调沟通机制,理解和关怀融资约束企业面临的困境;推动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的全面实施,强化信息披露,改善信息环境。

发挥货币政策引导作用，推动市场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下行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平稳适度增长。２０１５年，央行在采用降息降准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之外，更多使用了ＰＳＬ（抵押补充贷款）、ＭＬＦ（中期借贷便利）等２０１４年创设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推出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以存量信贷资产为抵押品来补充基础货币，或将成为央行货币形成机制变化的

2014年8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第62期"经济每月谈",主题为"如何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企业金融部总经理刘存亮认为,制约商业银行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县域小微金融供给相对不足,诚信环境不健全,商业银行与小微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不仅需要商业银行持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也需要小微企业加快自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