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发现:社会责任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以及更长的贷款期限,但也带来了较高的债务违约风险,导致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信息透明度在企业社会责任的信贷资金配置效应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效应,优化了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更低。

本文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发现:社会责任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以及更长的贷款期限,但也带来了较高的债务违约风险,导致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信息透明度在企业社会责任的信贷资金配置效应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效应,优化了信贷资金配置效率;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更低。

本文通过检验会计信息透明度在债务契约缔结与履行中的作用来考察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的民营企业，在缔结债务契约时获得的借款越多，在债务契约履行中的违约概率也越小，表明信贷资金有较高的配置效率。但政治关联企业不存在这一现象，原因是政治关联替代了会计信息透明度在债务契约缔结时的信号作用。债务契约的履行过程中，不同于国家政治关联企业的自我约束，地方政治关联企业由于能够＂借新还旧＂，因而不重视维护自身信誉，会计信息透明度难以作为信誉机制发挥作用。换言之，地方政治关联降低了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研究结果对于提高会计信息契约有用性及治理政治关联的负面影响，有重要启示作用。

本文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样本，系统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企业信贷期限结构之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所具有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越紧缩，企业信贷期限结构越短，而信息透明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银根紧缩的冲击；深入分析排除了政府干预、大股东控制、成长性与企业信贷需求等潜在干扰因素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主要由供给主导，而非需求方的主动选择，同时阐明了信息透明度在信贷资源配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深化我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银行系统主导着信贷资源的初次配置,商业信用则起到信贷资源再配置的作用。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4年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据,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信贷资源二次配置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在信贷资源的再配置中取得优势地位,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商业信用,其商业信用对银行信贷的替代作用增强,但没有证据表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有助于企业在信贷资源的初次配置中获得更多信贷资源。然而,以上结论仅限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否,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对信贷资源配置没有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于引导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并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具有启示意义。

银行系统主导着信贷资源的初次配置,商业信用则起到信贷资源再配置的作用。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4年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据,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信贷资源二次配置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在信贷资源的再配置中取得优势地位,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商业信用,其商业信用对银行信贷的替代作用增强,但没有证据表明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有助于企业在信贷资源的初次配置中获得更多信贷资源。然而,以上结论仅限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否,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对信贷资源配置没有影响

本文选择2009-2017年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关联交易降低了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关联交易比重越大其会计信息透明度越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且披露质量越高,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削弱了关联交易比重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抑制作用,且披露质量越高抑制作用越显著。

文章以2008～201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其每年定期公布的信息考评结果作为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指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信息透明度与贷款规模与贷款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越高的公司,新增的银行贷款规模越大,银行贷款的成本越低,同时,信息透明度对银行贷款融资的影响程度受到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制约。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无疑会增强信息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自利倾向,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3 08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使用修正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财务透明度,以所有分析师对公司盈利预测均值的标准差以及与该公司实际盈余之差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采用Stata 13.0软件和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矫正模型进行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当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时,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越低,预测分歧度也越小。进一步区分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效果在财务透明度较低和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强制披露组样本中存在。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作用还会受到公司财务透明度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评估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化媒体已经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企业社会化媒体的应用改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影响员工的信息交流,给企业带来新的管理问题,也为企业寻求组织变革带来契机。基于信息透明度理论,以某企业社会化媒体平台为背景,测量其社会化媒体网络中信息透明度对团队任务绩效的影响,探索社会化媒体对当今企业管理的积极作用。采用企业实际数据,借鉴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成果,量化信息透明度概念的可见性和可用性两个子维度,选用OLS方法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信息透明度对团队任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企业社会化媒体形成的企业社会网络中,不同的团队任务具有不同的信息透明度,即拥有不同的信息可见性值和信息可用性值,且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都对团队任务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OLS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每提高1个单位,团队任务绩效相应变化2. 4%和74. 3%,有序Probit模型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较高的团队任务有更大的概率获取更好的绩效评分。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团队任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拓展了信息透明度在IS领域的应用,丰富了企业社会化媒体、信息透明度和团队任务绩效的相关研究;识别出量化信息透明度的两个重要指标,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框架;给企业管理实践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启示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利用企业社会化媒体辅助团队交流,以提高团队任务的信息透明度,即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相对于经济景气时期,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具有较高的信息透明度,且信贷融资需求越强的企业信息透明度更高;在经济不景气时,企业更高的信息透明度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融资。这表明,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有重要影响,经济不景气时,企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获得经营所需的资金;且企业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有利于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企业信誉水平,从而减轻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信贷融资带来的不利影响。

本文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实施后的时间纳入样本期,以2013—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中478家高污染行业的2 390个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内容分析法,通过人工配合机器的方式对企业年报进行分析,从而量化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使用混合面板模型、面板双固定效应等模型和变换变量等方式来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变更样本期实证分析了中国高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地,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高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渠道。从影响机制来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和社会责任,进而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丰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权益资本成本的研究,也能够为相关部门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制定以及企业管理层对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决策提供支持。

本文以2002~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债务违约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在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下,企业破产承担的社会成本对我国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所承担的社会破产成本会降低银行的筛选标准,致使低质量的企业能够获得贷款,降低了银行对企业的担保要求,增加了企业的道德风险,从而提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这种影响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具有政治关联和终极产权为国有企业的公司中更为显著。通过考察企业社会破产成本对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机理,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破产成本较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企业道德风险增强,信贷资金资本配置效率越低,在银行信贷结构方面,企业获...

降成本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也是企业保持盈利能力和持续增长能力的必要之举。但很多行业与企业不仅成本居高不下,而且成本粘性问题严重。如何降成本?降低成本粘性程度是突破口。文章以我国证券市场物流行业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发现物流企业存在成本粘性问题,提升企业的透明度有助于降低成本粘性。结论为物流企业提供了降低成本粘性以降成本的证据支撑和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