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企业价值之间的链条传导关系，以及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行业竞争度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企业竞争地位负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出发，采用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总体创新和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带动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服务化转型，企业服务意识随之增强，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品牌形象和外界声誉，提高了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的表现。此外，分析所有制性质、行业属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异质性影响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和轻污染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在社会责任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政府也应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采取措施推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之间的协同共进。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兼顾社会责任履行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文章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会责任履行是否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即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质量上；在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突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存在。文章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有益的研究争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兼顾社会责任履行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文章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会责任履行是否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即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质量上；在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突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存在。文章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有益的研究争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且媒体关注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竞争能力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实现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重赋能效益。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层面来看，非国有企业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行业层面来看，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赋能社会责任的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化为企业实现绿色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其微观层面的内在驱动机理尚未厘清。本文基于企业内外部双重机制检验的视角，以2013—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责任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环境责任表现，特别是对增强环境意识、改善末端污染治理，以及部分前端预防措施方面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第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责任表现的正向关系有着负向调节作用，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第三，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的内部途径以及增加媒体关注的外部途径，促进了企业的环境责任承担。第四，在国有企业、重点排污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些发现不仅深化了对数字化助力绿色发展内在机理的理解，也为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导，拓展了数字化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践视野。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补充，可能会因其人才虹吸效应和风险兜底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利用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高新企业以及聘用海归背景高管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应持续完善董责险的制度设计，对冲管理者执业风险，促使企业高管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SR）带来挑战。数字化转型是否促进企业履行CSR中的员工责任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履行员工责任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的嵌入以及数字技术的实践应用均会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区块链技术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履行员工责任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员工责任起到中介作用；企业实施对员工负责的数字化转型也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本文有助于丰富负责任的数字化有关理论，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来提升企业效率和效能提供启示。

文章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且这种提升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实现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有效。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发展的新动力，能否提升企业价值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利用2015—2021年中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资源基础观理论，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企业资源异质性视角的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绩效、行业竞争和企业性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显著不同。进一步分析得到，内部控制和运营效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传导路径。

文章以沪深A股2011—2021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挖掘方法建立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以每股盈余、每股净资产与股价之间的关系来衡量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作用。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指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降低供应链集中度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正向促进；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多元化经营程度低的企业中。该研究对于推动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较强启示意义。

在我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积极促进企业践行ESG发展理念和数字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化转型可以正向调节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重度污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中，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靠。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在贯彻ESG发展理念的同时，也要重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促进ESG和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

目前，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医药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医疗企业的价值，以及其效应通过何种路径传导，成为了我国医药企业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议题。选取2011—2021年沪深两市345家上市医药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医药企业价值影响的传导路径。平行中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研发和专利的传导路径对医药企业价值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

数字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我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契机。而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是什么？文章基于“两化”融合贯标试点的准自然实验,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现金持有视角间接测度了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后,现金持有的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增强,数字化扮演着经济资源的角色,支持“资源论”；第二,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实现存在时滞效应,且“阵痛期”后存在“加速”现象；第三,成长性提升和投资机会增加是数字化转型价值实现的两个途径；第四,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实现不仅受企业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等内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地区数字化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文章的研究为政府制定数字化相关政策和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决策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