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介绍了“培训”在当今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性;然后从提高员工忠诚度,增加企业内部凝聚力及留住优秀员工的三个角度分析了“培训”对于企业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最后得出培训是企业通往成功的道路这一结论。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那么，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如何？它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吗？为回答以上问题，运用OLS和两步法系统GMM，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并探讨行业集中度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通过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对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倒U型影响；（2）行业集中度对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越高，政府补贴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倒U型影响越小；（3）全要素生产率会强化行业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EVA( Economic Value Added的缩写 ,一般译为经济附加值 )是企业管理、财务会计的一个新名词 ,也是企业价值评估的一种新方法。本文在分析 EVA产生背景、涵义、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得出 :EVA源于剩余收益 ,又是比剩余收益更优的一种方法。当然 ,EVA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如 :EVA理论研究比较欠缺 ,EVA公式的运用以一定的会计制度为基础等

本文在"波特假说"的基础上,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中国生态环境部密集实施的清洁生产行业标准作为研究案例,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但是存在一定的负向挤出效应;企业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东部地区企业、加工贸易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层次、降低产品进入率和提高产品退出率三种影响渠道来提升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本文将最低工资纳入扩展Kee和Tang(2016)模型,考察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最低工资上涨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且通过"成本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两个渠道来降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后,我们使用中国企业微观数据和各城市最低工资数据,以2004年中国《最低工资规定》颁布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倍差模型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地抑制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上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成本效应"表现为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边际成本,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上升的成本无法完全传递至价格,进而抑制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相对价格效应"表现为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地提升了国内中间品的价格,使得企业更多地使用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进而抑制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最低工资上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作用更大。此外,最低工资上涨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作用尤为显著。

所谓培训需求分析是指通过对企业及其员工的目标、技能。知识等方面进行系统的鉴别与分析,寻找员工现有状况与应有状况的差距,以确定是否需要培训及培训内客的一系列活动过程。如何做好员工培训需求分析,对准确把握公司内部员工培训脉搏,有效提高员工队伍整体素质,实现公司大变革、大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分工的全球化使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自国外。在国内技术进步快于国外技术进步的情形下,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之间存在正反馈机制:国内中间产品内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质量提升效应促进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的提高,从而驱使出口企业使用更多的国内中间产品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盈利能力,同时也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中间产品的内嵌技术水平,基于投入产出思想设计产业链内嵌技术水平的测算方法,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以及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2000—2014年),出口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水平提高具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并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异质性,对中等技术行业企业、低技术行业企业和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影响依次减小,对混合贸易企业、沿海地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国内中间产品内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的提高,进而带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不但本行业的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有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其他行业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因此,要进一步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加快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为突破口推进国内大循环的质量提升,以企业间的融通创新为纽带促进全产业链的整体技术升级,以自主创新为重点提高技术进步质量和速度,进而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盈利能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文章从众所周知的创业活动视角着手,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系统研究了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采用历史数据的合成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创业活动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创业活动促进微观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从微观企业层面证实了"双创"在我国面临贸易困境背景下提出的恰如其分。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业活动通过加成率和价格替代效应两个重要渠道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同时,从行业特征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最大;从地区特征来看,西部地区创业活动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从贸易方式特征来看,创业活动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较强。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本文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企业的贸易持续时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的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和积累学习效应,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提升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使用中国相关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框架下,我国出口企业贸易持续时间的延长显著促进了出口DVAR提升,但因行业、贸易方式、地区和所有制等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微观效应,发现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渠道降低了本土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前、后向关联渠道提高了本土企业出口DVAR,外资进入总体上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出口升级。另外,地区制度环境强化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作用。最后,以2002年我国政府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估计后发现,外资进入持续地提高了本土企业出口DVAR,且成本加成提升与国内中间品种类增加是外资进入影响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重要途径。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库及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测算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DVAR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异质性影响,根据企业年龄分组时,政府补贴对发展阶段后期的企业出口DVAR正向影响最大;根据企业出口规模分组时,企业出口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正向影响越大;根据所有制类型分组时,政府补贴对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正向影响最大。

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该曲线会受到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较强的吸收能力使曲线形态更加陡峭、拐点右移、整体水平上移；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外溢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同时也会增加进口中间品比例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降低；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对进口数字中间品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所在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及从高收入国家(地区)进口的企业的倒U型关系不显著。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应重视数字产品进口、企业吸收能力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数字产品进口技术外溢引致的创新效应，促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本文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这一效应随企业加工贸易程度的提高而减弱。传导机制检验表明,贸易自由化通过成本加成提升和研发创新增加渠道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此外,行业层面的研究发现,资源再配置效应是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政策动因,还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如何利用外贸政策调整来提高贸易利益与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有益参考依据。

本文从贸易数字化视角，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匹配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开通信息，考察了贸易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贸易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第二，贸易数字化通过成本加成效应及中间品相对价格效应作用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成本加成机制下，企业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国内附加值率；中间品相对价格机制下，资源配置效率存在不利于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假象。资源配置效率可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水平促进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有效避免企业受限于“低端嵌入”。第三，贸易数字化倾向于提升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