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经验数据,对企业创新的融资渠道选择及其耦合机制进行深入探索,研究发现:总体来看,企业创新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自身现金流、股权融资,而银行贷款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来看,银行贷款对企业现金流、股权融资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过程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且该"调节效应"随着企业外源融资依赖度以及外部法制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基于资金需求端探究企业创新的融资偏好,并进一步剖析其内在逻辑,相关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厘清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三链”耦合的机制与路径，有利于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精准对接，激活与之配套的资金链，提升“三链”耦合的稳定性。本文首先界定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以及“三链”耦合的内涵和结构，分析“三链”耦合的传导机制、动力机制、协同机制和保障机制，然后从耦合共生单元、耦合共生连接、耦合共生界面和耦合共生环境四个维度探讨“三链”耦合共生系统，并分析“三链”耦合的困境，最后提出通过数字技术、政产学研金服用共同体、链长制和科技服务体系实现“三链”耦合的路径。

在回顾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两者间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与检验。通过构建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测评指标体系,采用提高稳定性的组合评价法确定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系统指标权重,通过构建多系统耦合函数对两系统的耦合度进行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算例中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处于中度耦合和中度协调耦合状态。

技术创新与品牌进化是零售企业发展的重要双驱动力。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究了零售企业技术创新与品牌进化的耦合性。研究得出,新技术应用、技术资金投入、技术储备、科技人员配备与组织形态均可正向影响品牌进化,其中技术资金投入的影响最显著;环境动态性、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知识储备量等品牌进化指标均与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最显著;零售企业技术创新与品牌进化之间具有相互正向影响关系,二者之间的耦合性较高。因此,零售企业可通过构建核心技术创新机制、重视顾客品牌知识管理与打造技术-品牌知识共享平台、创新企业核心技术,进而加快品牌进化进程。

有效缓解中小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难问题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多种房地产融资方式、中小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现状和造成融资困境的原因，结合相关金融数据并通过与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对比分析，对中小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渠道提出合理化建议。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结合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紧密结合往往会带来经济的高度繁荣和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引擎。本文通过对耦合理论、方法及其应用领域的分析比较,认为松散耦合理论在研究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互动方面是适用且有效的,继而分析了两者之间微观层面的互动机制、中观层面的匹配机制以及宏观层面的协同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炼出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的三种运作模式,即科技产业园融资模式、科技金融机构模式、补贴资金市场化运作模式,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文章从企业集群的创新网络出发,构建了集群内耦合创新的结构模型,并针对该模型进行了分析论述;同时用数学方式对集群内的创新网络进行了表示,并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得出创新主体与集群内企业及相关环境的耦合互动程度越高,其创新效果越好。

创新链与资金链的耦合协调本质是两个系统相互协同和有机结合以实现创新链引领作用和资金链支持作用的系统性过程。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测度“两链”耦合协调度的整体特征、行业动态演进特征及耦合协调的内部影响因子。研究表明：制造业上市公司“两链”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制造业各行业“两链”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差异较大，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内部各细分行业极化较为明显；“两链”耦合协调度的主导影响因子每年变化较大，研发人员数量是影响“两链”耦合协调度的潜力因子，各因子交互作用对“两链”耦合协调度的影响高于单因子。基于此，从三个方面提出推动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链与资金链深度耦合的路径。

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产值最高的国家,制造业企业必须积极采纳生态创新,才能培育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文章归纳了影响制造业生态创新的因素,构建了生态创新的驱动机制模型。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对制造业企业进行了大样本问卷调查,根据问卷调查数据用多元回归分析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结合实际提出了推进制造业企业生态创新的对策建议。

不同生命周期下企业具有差异化的创新强度、创新需求和融资约束，融资政策效应和作用机制可能也有所差异。为进一步深入了解融资渠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企业生命周期对此的调节作用，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以及非线性效应角度，根据2008—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增加融资约束、减少研发投入、减少资本投入等方式考察内外部多种融资渠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金融资本精准化配置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结果发现：政府补贴、税收优惠、自有资金和股权融资等融资渠道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融资渠道的激励效应逐渐减弱，而银行贷款却会阻碍企业的创新；生命周期对企业创新影响具有调节作用，不同的融资渠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因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异，激励作用的整体绩效会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推进而减弱，其中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影响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各融资渠道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U”型或倒“U”型关系，其中政府补贴的倒“U”型拐点为3.3%，税收优惠的倒“U”型拐点为4.0%，银行贷款的“U”型拐点为48.1%，主要融资渠道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前融资渠道位于拐点左侧，说明各融资渠道的影响范围较为适中。最后根据研究发现，对进一步激发融资渠道的创新激励效应提出对策建议。

目前,小企业是我国社会就业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是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新生力量,但受金融体系及小企业自身缺陷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小企业面临融资困难。本文通过分析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探讨小企业传统融资机制的缺陷及其成因,力图为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题提出融资机制创新的思路。

基于耦合度模型与熵权法研究我国独角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耦合程度，发现目前仅有北京市与广东省处于良好耦合阶段，其他地区处于磨合期、低耦合或耦合度差阶段。基于SC模型与雷达图比较分析，发现北京市76%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指标达到平均指标的115%～486%，成为北京市独角兽企业扎堆出现的重要原因。基于耦合机制进行模型验证发现，北京市独角兽企业创新能力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耦合形成多维度交叉影响机制，存在着显明的“一头重一头轻”特征且与其他区域形成差异化，北京市需对耦合度处于相对劣势的5个指标实施补短板策略。各地区培育当地独角兽企业所带来的重要启示在于，促进独角兽企业产生与发展，不能只出台支持企业的政策，还需盯住并持续改善各项耦合指标，提高本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耦合等级与耦合程度。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 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该文围绕不连续创新的发生机制,提出了传统优势企业不连续创新的驱动模式——TDS驱动模式,即:技术推动、需求拉动和战略刺激,认为技术推动对传统优势企业开展不连续创新活动的作用较弱,需求拉动和战略刺激的作用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