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提倡节制生育,有计划地发展人口,经过曲折和反复,70年代逐步形成全国范围内的计划生育活动。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其他人口调查结果证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取得了显著成绩,1988年在210多万人口中进行的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1988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为主,在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和公安部的协助下,我国进行了一次以生育节育为主要内容的抽样调查。 一、调查的必要性和调查目的 当前,我国正处在建国以来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这次出生高峰期至少将持续到九十年代中期,人口增长的形势相当严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益阳地区于1982年9月进行了一次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按分层、系统、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共抽定我区四个农村大队为样本单位。即:安化县思游公社团乐大队,宁乡县祖塔公社长滩大队,南县牧鹿湖公社新挡口大队,桃江县花果山公社花果山大队。以1982年7月1日零时为进行调查的标准时点,共计调查2,513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0.51‰(因抽样的几个大队人口数少,

人口问题是贫困地区影响扶贫攻坚进程的主要问题之一。解决好人口问题，对于解决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尽快脱贫致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甘肃省定西地区的抽样调查资料，分析了妇女文化程度对脱贫致富的影响。

当前我国计划生育服务的中心工作是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服务工作涉及的面很广,就控制人口而言。直接影响妇女生育率的行为因素是避孕措施的采用。为了解计划生育服务状况,我们于1987年12月至1988年1月对重庆市城乡1067例已婚育龄妇女(20—44岁)的婚姻、生育、避孕等方面进行了定点、整群随机抽样研究。本文仅对育龄妇女宫内节育器(避孕环)的服务、人工流产手术质量以及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对育龄夫妇的访视等管理问题作一分析,以期更好地指导基层计划生育服务工作。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经过长期充分准备,于1982年在全国进行了一次样本为百万人的生育率抽样调查。这次调查为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科学管理、制定人口措施、编制人口规划、进行人口预测提供了大批数据。现根据这次调查的有关资料,对如何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进一步作好计划生育工作,谈几点粗浅看法。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91年8月26～29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瑞典、印度、巴基斯坦、中国等国的50名人口学,社会学专家、学者和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出席了会议。开幕式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主持,常崇煊副主任致开幕词。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到会并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人口问题的妥善解决对世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90年11月1～3日在杭州召开了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研讨会。来自全国部分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人口、医学、统计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及全国各省计划生育工作者共7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常崇煊同志出席了会议,浙江省副省长许行贯同志到会祝贺。 这次会议是针对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召开的首次全国性研讨会。大会收到论文近70篇,内容涉及到调查的各个方面。会议划分为调查情

1988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共调查了215万多人,其中重点调查对象为15—57岁的已婚妇女467,162人,全国抽样比为1.982‰。这次调查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已婚妇女的怀孕史、生育史,节育史以及婚姻、哺乳、计划生育等67个项目。为了分析利用这次调查资料,研究改革开放形势下我国妇女生育节育状况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为人口决策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对这次调查资料进行质量检验。

计划生育统计报表是正确反映人口形势和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重要资料;也是党和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进行正确决策和有关部门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依据。然而,目前在不少地方,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在报表中不同程度地夹杂着“水份”。尽管近年来不少地方推出了一些挤“水份”的措施,但是虚报、瞒报、漏报的现象并没有根除。

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1982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定于1988年1月1日0时,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中国妇女生育节育抽样调查。 这次调查采用不等概率随机整群抽样,样本单位为村民小组、居民小组和集体户,样本总人口为215万

中国计划生育家庭面临着诸多风险,今天我们在考虑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时,应该优先考虑对这一重点人群实行重点突破。以实际调查数据和各试点单位数据,在进行分析计划生育保险的赔付率、各险种的参保比例、保费来源的比例以及赔付率等方面基础上,对计划生育保险的实施情况进行简单评估,并就计划生育保险平稳运行提出若干建议。

本文旨在探讨作为一个群众组织的计划生育协会在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中为什么有单独存在的必要,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以及与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在性质上、职能上的区别、分工与合作的关系。论文首先明确指出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家庭计划。它是由国家、政府为了控制人口的宏观目的而提出和推行的集体行动。但又必须通过家庭和个人的主动参与以实现之。因此,必须既要有做为国家管理部门的计生委,又要有做为生育主人与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组织计生协。二者各代表一方面,又密切配合,共同完成“计生”大业。二者缺一不可,既不能相互代替,又不应合二而一。

文章以质量控制为中心系统介绍了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各主要调查环节。调查内容包括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养育服务、影响生育状况的主要因素4部分。采用分层、三阶段、概率比例抽样(PPS)抽样方法。本次调查全面使用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CAPI),在问卷设计、人员培训、末端抽样、入户过程、问卷审核等全流程的质量控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调查结束后进行事后质量抽查,并将调查数据与人口和计划生育数据资源库中的相关行政记录进行比对,对不一致情况反馈基层督导员进行核查确认。为了克服由抽样框的缺陷所导致的样本结构偏性,本次调查根据相关数据进行了事后加权。调查获得准确个人信息的方法值得借鉴,今后抽样框仍可能受制人口流动等因素发生偏误,文章给出了改进意见。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egislation was initiated in China in late 1970s, and has prepared several draft copies. There has been a consensus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legisl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 leaders at all levels and the masses,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however, has not been formulated because of the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te policy requirements and fertility desires of the masses. 1990s has witnessed dramatic changes in China'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situation characterized by fertility reduction to the below-replacement level. Responsible for this change are family planning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conceptual revolution occur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rket economy which has shaken the traditional fertility norms on the other. Also important is the transition of the family planning work from a management-centered manner to a service-oriented approach, which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throughout China.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king ideology and style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leads to changes in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family planning that has provided very favourable conditions and created a best opportunity for coming out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In this issu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four scholars are invited to write on this to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