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法解释的角度对刘剑文、熊伟二学者在《税法基础理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将《宪法》第五十六条确定为税收法定主义宪法渊源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只有正视税收法定主义在我国《宪法》中的缺失,以及由此在实践中造成的问题,并探求解决之道,才能为税收法定主义在我国《宪法》中的确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现行宪法1982年公布以来,违宪审查以及蕴含在违宪审查中的宪法解释机制一直是宪法学界的热门话题,有关文章汗牛充栋,以此为主题专门召开的研讨会也不计其数,2009年部分学者草拟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对宪法解释的程序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此后宪法解释一直是许多宪法学人念念不忘的主题之一。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合宪性审查"概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2018年修改宪法时,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宪法第70条第1款规定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中的"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这是我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在名称上首次出现"宪法"一词,意在为宪法监督与实施提供组织保障。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自此,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作为我国当下宪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已经呼之欲出,引人瞩目。1982年宪法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这一制度几十年来基本停留在规范层面上。在学界长期不懈的呼吁下,尤其是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宪法解释机制的启动终于进入倒计时。那么宪法解释的切入点在哪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立法主体又是宪法解释主体的体制下,宪法解释的空间何在?如何协调立法程序和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方法与法律解释方法到底相同还是不同?宪法解释的效力应如何确定?在"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的基础性制度线索中,"宪法解释"处于什么地位?该如何发挥作用?本人受学报编辑部的委托组织了本次笔谈。六位学者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圈可点。

租税国家下,宪法税条款的规定有利于税目的的实现和正当性的维持,有利于税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推动国家的宪政进程。通过对诸国宪法的考察,可以得出人类宪政和税制文明的共同经验之一就是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关于税的条款。具体包括:税立法的民主性条款、禁止性税条款、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征税目的和税权划分等条款。针对我国宪法税条款的缺失,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完善:明确税的立法权属于人民的代议机关——人大;设立禁止性的税条款;增加税权划分条款;肯认税收司法权;明确纳税人权利。

本文首先考察了我国《宪法》和德国《基本法》的财产权条款,其次就税收是否受到财产权条款的约束而展开探讨,并进行比较。认为,为了有效保障财产权,税收不得超出宪法财产权所设定的限制。

全面落实税收法定的政策要求与立法实践,保障着我国财税制度改革能够获得稳定的法律环境。然而,作为税法基本原则的税收法定主义在我国宪法中却未能得到确立,宪法第五十六条显然无法兼容"控制政府征税权"的逻辑基点。为使征税权控制获得根本法层面的正当性,并使宪法内容与改革所追求的社会秩序相适应,梳理和借鉴域外各国的经验模式,应当在宪法的"公民权利义务"章节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章节做出条款补充,以符合中国实际的小范围修宪的方式,稳妥地实现税收法定原则的宪法植入。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宪法集中体现了社会对公共产品集体决策规则的选择。美国宪法的产生类似于霍布斯所主张的社会契约形成共同意志的过程。本文以公共财政的观点,从税收法定、税收分权和税收司法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宪法中涉税条款的意义,以图对我国税收法治化建设有所借鉴。

通过宪法与法律上的税概念之辨析,可以认为宪法税概念与法律税概念并不能等同视之,法律税概念是宪法税概念之具体化,其位阶低于宪法税概念,而宪法税概念是法律税概念之审查基准,其决定着法律税概念在宪法上的正当与否。因此,宪法上的税概念,惟有从宪法本身的相关规定出发,通过宪法解释途径,由宪法整体秩序中去寻求。

税的宪法基础在于它是公民向国家承担的一种宪法义务,即这种义务直接因宪法而产生。费作为对公民财产权的一般限制,其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但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本身也存在限制,这些限制包括: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而限制、采用法律保留的形式来限制以及限制不能违反比例原则。根据税与费的不同,从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公民纳税义务中并不能推导出公民有向国家缴费的宪法义务,而只能作为一种法律上的义务,即如果没有法律的规定,该义务将不存在。

201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2014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进一步提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宪政税收是宪法上对税收核心规则或最高原则的创设与运用之政法过程的制度性规范,这一过程要求税收的每一个核心要素都受制于宪政税收。理论上,一个符合中国现实的宪政税收模型是人民代表的一致同意。因为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关系其实是税收关系,所以必须在宪法上界定国家与人民的权力与权利、责任与义务并使其基本关系宪法化。实践上,应以宪政税收为基本出发点,修改宪法的涉税条款,不必出台税收基本法,并以宪法理念或精神指导税收法律体系或制度的构建。

人格权法定存在两种不同语境:一是立足于人格权类型、边界的明确,二是着眼于人格权的权利基础。人格权法定的肯定论多强调前者,否定论则主要从后者出发。事实上,人格权的基础既非民法赋予,也不是来源于宪法:宪法规范存在多种类型,人之尊严、人权不是宪法权利,而是实证权利的价值基础,其与民事权利仍然泾渭分明。从立法技术上看,人格权法定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民法、宪法对人格权采取了不同的类型技术,标准在于个人受义务主体侵害的可能性;民法人格权与宪法人格权均具有开放结构,但新生民事权利仅对宪法权利具有类型联想意义。在人格权类型和边界的界定上,"民法典(草案)"取得了重要成绩,但仍应作出相应修改。

与行政部门一样,立法机构在预算决策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本文从抑制公共支出总量膨胀与防止公共支出结构异化这两个角度,就如何施加宪法性约束以限制人大在预算决策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做出了理论的探讨。问题的研究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预算法》的修订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税法解释是税收法治任务落到实处的关键,因此推动税法解释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在税法解释上囿于税收法定主义和行政解释强势的原因使得作为税法解释主体的司法解释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和具体案件关联的解释活动无以展开,严重影响了税收法治实现效果。结合西方国家税法解释理论和实践情况,从理论上把握税法解释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关系,对我国亟待完善的税法解释有着重要作用。

税收的有效性一方面蕴含着效率、公平与稳定的积极职能,另一方面包含着对产权结构的效益负责的消极职能。税收有效性由国家征税权负责实施,征税权归属构成税收有效性的政治基础,征税权代议制由于在其内部结构中设置了平衡机制而成为实践税收有效性的现代制度基石。伴随着政治结构中利益集团的成型,征税权代议制导致多数联盟对少数者的歧视与强占,为确保税收有效性,需要从程序和实体两个侧面对征税权施加外在的宪法性约束。

法律解释的目标不在于探求法律文本的原意,而在于将立法中抽象的正义转化为适合于个案判决的具体的正义。税法解释的最终目标是具体的税收正义,而此最终目标必须通过基本目标、规范性目标和法律滥用禁止目标等次级目标的视域融合而实现。据此,税法解释应当遵循以合法性解释为基础,以合目的性解释为补充,以法律漏洞填补为例外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