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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调研世界
[作者]
文婷婷
文章利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０调查和《２０１０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有序ＬｏＧｉｔ模型研究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亲贫式支出可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效果不显著；从结构上看，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农林水事务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负效应；从区域差异上看，亲贫式支出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要显著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基于此，文章提出公共支出应向农村地区倾斜，尤其要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且要调整支出结构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
[期刊] 调研世界
[作者]
陈婉婷 张秀梅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期刊] 中国卫生经济
[作者]
王健 孟庆跃 Winnie Yip 王丽娜 曲江斌 贾莉英 孙强
和谐社会是社会发展目标和前进方向,我国有9亿农民,农民感觉幸福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文章采用昨日重现法,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量和分析。结果表明:被调查居民平均有12.79%的时间处于不幸福状态;有27.00%的居民U指数大于0,均数为47.03%,说明平均有47.03%的时间处于不幸福状态;不同特征人群的主观幸福感不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调查县、文化程度、相对经济状况、失眠状况、心情抑郁和时间压力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
[期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作者]
曾鸣
基于CGSS2010和CGSS2015年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公共文化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公共文化支出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首先,公共文化支出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村居民幸福感概率提高2.87%;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共文化支出对农村低收入、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再分配水平、互联网使用和社会信任感是公共文化支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作用机制。最后,精神状态、认知能力、社会阶层认同、道德素养和文化活动参与五种不同文化元素符号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逐渐递减。
[期刊] 中国农村观察
[作者]
陈前恒 职嘉男
运用中国中西部地区4个省8个县64个村庄956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村庄直接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直接民主能够显著增加农村居民幸福感,村民大会召开次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相当于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增加1.62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把穷人与非穷人分开进行分析时,村庄直接民主对非穷人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穷人幸福感的增加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展村庄直接民主仍是必要的,并应采取适当的政策促使村庄直接民主能够增进穷人的幸福。
关键词：
村庄直接民主 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法
[期刊] 财贸经济
[作者]
胡洪曙 鲁元平
本文利用中国一般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论发现:(1)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促进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公共支出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增加农民的消费来实现,在控制了消费之后,公共支出的作用显著下降;(2)对公共支出进行分解发现,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等社会性支出是促进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支出,其他支出对农民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3)公共支出对不同收入等级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它对低收入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穷人的消费水平较低,他们更加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支出,这进一步证实了公共支出确实是通过促进消费来影响农民幸福感的。鉴于此,...
关键词：
公共支出 主观幸福感 实证研究
[期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作者]
梁远 毕文泰 滕奎秀
[目的]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无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无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期刊]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倪志良 成前 王鸿儒
利用CGSS2013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文化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文化支出增加有利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但这一影响存在显著的人群异质性;财政文化支出主要通过居民认知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两个渠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提升作用;不同的文化要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经济地位、社会态度、生活方式、阶级认同和道德素养五个要素的作用效果依次递减。
[期刊]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
倪志良 成前 王鸿儒
利用CGSS2013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文化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文化支出增加有利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但这一影响存在显著的人群异质性;财政文化支出主要通过居民认知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两个渠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提升作用;不同的文化要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经济地位、社会态度、生活方式、阶级认同和道德素养五个要素的作用效果依次递减。
[期刊] 农业技术经济
[作者]
陈卓 续竞秦 吴伟光
本文以浙江省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构建ｏｌｏｇｉｔ计量模型，重点分析了不同收入类别（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不同阶层状况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较强，超过８０％的被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表示幸福或较幸福；尽管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随着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有所下降，但绝对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不同阶层（职业类别）农户主观幸福感，以及相对收入对不同阶层农户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与转移支付型农户相比，自营工商型、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的主观幸福感较强；同时，相对收入对务工型农户的边际效应最高，其次是自营工商．．．
[期刊] 农业技术经济
[作者]
任国强 石玉成
个体收入剥夺影响因素的确定对于降低农村居民的主客观个体收入剥夺水平、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ＣＧＳＳ２０１０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分别研究了农村居民主客观个体收入剥夺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影响农村居民个体收入剥夺的因素包括年龄、教育、家庭经济水平、房产数量、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年龄、教育及西部地区对这两方面作用方向不一致；仅对客观收入剥夺有显著抑制作用的因素是性别、非农就业、婚姻；主观收入剥夺方面，个人收入有显著降低作用，政治面貌的作用方向则相反。
[期刊] 调研世界
[作者]
胡晨沛 朱玮强 顾蕾
本文以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为研究基础,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从个人收入和家庭资产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个人收入方面,农村居民个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对收入的高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在家庭资产方面,拥有住房、汽车等家庭资产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在所得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购房购车补贴覆盖面等政策建议。
[期刊] 调研世界
[作者]
胡晨沛 朱玮强 顾蕾
本文以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为研究基础,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从个人收入和家庭资产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个人收入方面,农村居民个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对收入的高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在家庭资产方面,拥有住房、汽车等家庭资产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在所得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购房购车补贴覆盖面等政策建议。
[期刊] 调研世界
[作者]
马军旗 乐章
本文采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的幸福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使用社区网络覆盖率作为工具变量估计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至少通过网络学习和休闲娱乐两类渠道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幸福效应;异质性分析指出,与东部地区相比,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中部和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效应。与农村老年群体和中年群体相比,青年群体使用互联网所带来的幸福效应更为明显。本研究丰富了互联网发展在中国乡村建设中的福利效应分析,对当前如何开展数字乡村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入实施"互联网+"农村惠民工程,从而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期刊] 当代经济科学
[作者]
王思博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四个层面构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框架,进而实现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剖析与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层面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潜在传导路径均显著,其中"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7和0.29,影响程度较深;"公共服务保障""生态环境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9和0.08,影响程度相对较弱。中国政府在制定意在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政策过程中,应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同时关注人居环境的改善,进而增强"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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