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评价"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低碳政府绩效,为其低碳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极为必要。基于平衡计分卡法基本原理和客观赋权法适用条件,从顾客-财务-内部流程-学习成长四维度构建低碳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实证,利用两阶段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其低碳政府绩效水平,从国家、省域、城市自身三个层面为其低碳政府绩效提升提出对策建议。

文章基于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2013—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其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并通过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整体较高,但存在较大省际差异。北京和天津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均实现了DEA有效,而河北省整体距离实现DEA有效还存在较大差距,只有沧州和唐山率先达到DEA有效;经济发展水平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人口数量和外商投资对治理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城市土地扩张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文章基于京津冀地区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日报数据,在VAR模型框架下,采用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城市大气污染的非线性传导关系进行识别,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其联动网络结构特征。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间大气污染存在较为显著的非线性传导关系,且构成了复杂的联动网络。在稳健性网络中,石家庄、衡水、沧州、北京、秦皇岛、承德、邯郸处于网络核心,其他6个城市处于网络边缘。在最大可能性网络中,京津冀地区的13个城市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要求13个城市必须步调一致。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了基于"污染程度—网络位置"的二维分析框架,为完善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机制提供了决策支持。

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定量分析了京津冀三地污染物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三地污染物的排放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及人均污染治理费用的提高均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污染企业外移现象。运用脱钩指数对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进行的分析表明:北京市近些年来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相脱钩;河北省经济增长与污染物的增长呈连接状态。这进一步说明,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北京存在污染企业外迁的现象,同时也验证了

京津冀大气污染跨区域合作治理是理论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共识,但因缺乏有效激励机制而一直没有实质性推进。文章基于机会成本法建立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CGE模型,定量研究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问题,并构建了一个"先定上限,后定下限,再定额度"的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完整框架,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京津冀大气治理的内生激励需要。该框架具体如下:首先,基于静态单区域CGE模型,设定不同的硫税冲击模拟河北省承担全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任务下的产出损失,该损失即为京津应该支付给河北省的"理论最大补偿标准",进而根据不同的大气污染治理(PM2.5)目标,测算出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然后,进一步地基于京津冀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模拟京津冀不同PM2.5预期目标下各自的产出损失,由此获得三地大气治理的机会成本"点值",加总后再对比"理论最大补偿标准",进而通过河北省第二产业的"名义"占比确定补偿标准的下限。最后,在确定了京津冀不同大气环境质量预期目标下河北省应该接受的PES支付标准区间后,在基准"点值"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功能定位、经济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对补偿额度进行调整和校准,以最终确定具体的补偿额度。文章不仅对加快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的实质性进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而且为建立适合我国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技术支持。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单指标协同减排弹性和协同减排协同度等多维度协同减排分析方法，对2013—2019年京津冀地区CO_2排放量与SO_2、NO_x、烟粉尘的排放特征和协同减排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CO_2排放量整体上处于增长的平台期，三类大气污染物(SO_2、NO_x、烟粉尘)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减排，然而与全国对比，京津冀地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2)京津冀地区CO_2与SO_2、NO_x和烟粉尘三类大气污染物之间存在不连续的协同减排年份、不稳定的协同减排交叉弹性、中低程度的耦合协同度，反映了该区域协同减排程度均处于较低水平，尚未形成稳定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状态。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提出如下建议：(1)加快推动污染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从源头上实现产业发展和能源消费的低碳化。(2)将产业结构优化作为推进京津冀减污降碳的主要途径，统筹规划项目布局和产能分配。(3)发展能源替代和节能减排，优化调整京津冀的能源消费结构。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单指标协同减排弹性和协同减排协同度等多维度协同减排分析方法，对2013—2019年京津冀地区CO_2排放量与SO_2、NO_x、烟粉尘的排放特征和协同减排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CO_2排放量整体上处于增长的平台期，三类大气污染物(SO_2、NO_x、烟粉尘)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减排，然而与全国对比，京津冀地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2)京津冀地区CO_2与SO_2、NO_x和烟粉尘三类大气污染物之间存在不连续的协同减排年份、不稳定的协同减排交叉弹性、中低程度的耦合协同度，反映了该区域协同减排程度均处于较低水平，尚未形成稳定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状态。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下，提出如下建议：(1)加快推动污染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从源头上实现产业发展和能源消费的低碳化。(2)将产业结构优化作为推进京津冀减污降碳的主要途径，统筹规划项目布局和产能分配。(3)发展能源替代和节能减排，优化调整京津冀的能源消费结构。

区域协调发展依托多种机制得以实现,各种机制所具有的可持续性不同,其效能也有所差异,厘清府际合作机制的类型与适用情境对于机制的选择及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合作可持续性的建立以制度化水平的提升为标志,可以从合作意愿、收益成本、约束力和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刻画。按照合作向度和可持续性,可以将府际合作机制分为对话式、契约式、运动式和科层式四种模式,其各自具有相应特征。这四种模式在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中均有所体现。在府际合作实践中,可通过制度建设、组织完善与环境优化等途径,提升运动式合作和对话式合作机制的可持续性,构建长效运作机制。

2013年10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成立,确定了重污染应急、监测预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制度,旨在加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联动协作,形成治污合力。今年,协作小组成员确定按照"充分考虑地区差异、逐步完善顶层设计、破解共性关键问题、统一强化区域联动"的原则,在各省区市落实各自的年度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加强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

植被物候是指示气候变化的重要因子，大气污染物变化对植被生长峰值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究。论文利用卫星观测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2001—2015年的时序数据，分析京津冀地区植被生长季峰值(peak of growing season,POS)、生长期最大值(maximum vegetation growth,NDVI_(max))的时间变化，探究大气污染物(PM_(2.5))对POS、NDVI_(max)的影响，阐明PM_(2.5)对POS、NDVI_(max)与气象因子响应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燕山和太行山区POS较早且NDVI_(max)较大，东南部平原POS较晚，张家口地区、燕山和太行山区NDVI_(max)呈显著增加趋势。季前降水(季前指POS或NDVI_(max)与影响因子偏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值对应的时间距多年平均POS的时间长度)对POS、NDVI_(max)的影响均较大，显著相关区域分别占研究区域的12.9%、15.2%；温度影响所占比例分别为8.7%、5.9%(P<0.1)。在PM_(2.5)的影响下，不同季节不同地区降水和温度的反馈不同；物候对由PM_(2.5)引起的降水和温度变化的响应同样具有空间异质性。PM_(2.5)导致中东部平原和北部燕山地区降水对POS的提前作用被低估，张家口北部丘陵地区POS的提前作用被高估，东部、南部平原和坝上地区温度对POS的提前作用被高估；整体来看，PM_(2.5)对NDVI_(max)的间接作用表现为降低NDVI_(max)(P<0.1)。长期来看，京津冀大部分地区，PM_(2.5)的直接作用表现为PM_(2.5)使POS提前、NDVI_(max)增大(P<0.1)。研究结果主要揭示了京津冀地区植被生长峰值对气候变化及大气污染物的响应，对深入理解不同地区植被生长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变化的响应和反馈具有重要意义。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能源消耗强度最大、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是全国钢铁、火电、水泥等重工业集中发展区。考虑到京津冀严峻的大气环境形势和区域间大气污染物跨界传输的现状,开展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需要明确大气污染排放的空间集聚特征。基于京津冀2013年企业污染源环境统计数据,应用核密度空间分析工具模拟了京津冀工业源大气污染排放空间集聚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京津冀钢铁冶炼行业、电力热力行业、非金属制品业以及基础化工是京津冀主要大气污染排放行业;(2)工业源大气污染排放主要集中在唐山、天津、邯郸和石家庄,合计占到

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制度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形势严峻,建议在京津冀地区实施以排污权交易为主的市场化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对清洁大气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根据京津冀重污染企业分布特点,确定区域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范围,建立跨区域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模式。通过大气污染预报预警、污染源动态监测数据库建设、污染防治科技合作,保障大气污染排放权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的有效落实。

在现阶段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缺失的情况下,以维护共同大气环境利益为目标,区域内各行政机关对区域间大气污染治理与大气环境保护等环境执法事务进行协调,推进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立法进程,从而维护与实现区域间整体大气环境利益。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能源消耗强度最大、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是全国钢铁、火电、水泥等重工业集中发展区。考虑到京津冀严峻的大气环境形势和区域间大气污染物跨界传输的现状,开展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需要明确大气污染排放的空间集聚特征。基于京津冀2013年企业污染源环境统计数据,应用核密度空间分析工具模拟了京津冀工业源大气污染排放空间集聚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京津冀钢铁冶炼行业、电力热力行业、非金属制品业以及基础化工是京津冀主要大气污染排放行业;(2)工业源大气污染排放主要集中在唐山、天津、邯郸和石家庄,合计占到整个区域SO_2和NO_x排放的60%和64%;(3)京津冀区域SO_2和NO_x排放密度高于5 t/km2的区域分别占整个区域面积的19.3%和19.1%,在唐山、石家庄、邯郸、天津、保定、廊坊等形成集中的大气污染集聚区。针对上述重点污染行业和污染排放密集区域,应开展区域协同综合治理,通过区域间排污权交易、绿色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措施,提升区域大气环境质量。

在“十三五”向“十四五”过渡、“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将迎来新局面之际,总结大气污染治理经验是必要的。本文基于2003-2018年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面板数据经验测算泰尔指数、莫兰指数,并引入地理权重矩阵构建门限空间杜宾模型,以探究本区域大气污染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京津冀“2+26”城市PM_(2.5)浓度总差异存在周期趋势;存在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现象,考察期内大气环境得到优化;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效应和集群现象,总体而言产业结构优化益于大气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和相对过剩的公共交通则可能加剧大气污染。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相关部门需坚持联防联控;大气环境治理应充分考虑空间集聚特征;联防联控政策的制定需充分考虑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等影响因素的非线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