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2013—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其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并通过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整体较高,但存在较大省际差异。北京和天津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均实现了DEA有效,而河北省整体距离实现DEA有效还存在较大差距,只有沧州和唐山率先达到DEA有效;经济发展水平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人口数量和外商投资对治理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城市土地扩张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本文基于2010-201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7个环保重点城市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计算各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并进一步构建Tobit模型验证财政分权、政策协同对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不同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差异较大,其变动趋势也呈现多样化特点。财政分权对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存在明显负效应,政策协同强度与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回归系数为正值但不显著。基于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建立与央地政府的财权、事权及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分权制度,加强中央政府环境治理的统筹协调力度;(2)转变传统绩效考核理念,强化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3)加强协调机构的权威性,推进协同治理的广度和深度;(4)优化大气污染治理支出结构,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果。

京津冀大气污染跨区域合作治理是理论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共识,但因缺乏有效激励机制而一直没有实质性推进。文章基于机会成本法建立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CGE模型,定量研究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问题,并构建了一个"先定上限,后定下限,再定额度"的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的完整框架,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京津冀大气治理的内生激励需要。该框架具体如下:首先,基于静态单区域CGE模型,设定不同的硫税冲击模拟河北省承担全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任务下的产出损失,该损失即为京津应该支付给河北省的"理论最大补偿标准",进而根据不同的大气污染治理(PM2.5)目标,测算出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然后,进一步地基于京津冀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模拟京津冀不同PM2.5预期目标下各自的产出损失,由此获得三地大气治理的机会成本"点值",加总后再对比"理论最大补偿标准",进而通过河北省第二产业的"名义"占比确定补偿标准的下限。最后,在确定了京津冀不同大气环境质量预期目标下河北省应该接受的PES支付标准区间后,在基准"点值"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功能定位、经济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对补偿额度进行调整和校准,以最终确定具体的补偿额度。文章不仅对加快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的实质性进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而且为建立适合我国特点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技术支持。

基于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2014-2017年面板数据,分析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污染的时空特征,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检验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在此基础上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年均PM_(2.5)浓度呈下降趋势,PM_(2.5)浓度呈现出"夏低冬高,春秋居中"的季节变化特征,PM_(2.5)月浓度均值呈U型分布。(2)京津冀城市群南部城市PM_(2.5)浓度高于北部城市,南部城市雾霾污染较为严重,雾霾污染范围呈缩小趋势。(3)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石家庄、邢台和衡水表现出显著的高-高集聚,承德、张家口和秦皇岛表现出显著的低-低集聚。(4)人口密度、能源消费、产业结构和绿化水平与雾霾污染正相关,经济增长、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与雾霾污染负相关。

在“十三五”向“十四五”过渡、“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将迎来新局面之际,总结大气污染治理经验是必要的。本文基于2003-2018年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面板数据经验测算泰尔指数、莫兰指数,并引入地理权重矩阵构建门限空间杜宾模型,以探究本区域大气污染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京津冀“2+26”城市PM_(2.5)浓度总差异存在周期趋势;存在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现象,考察期内大气环境得到优化;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效应和集群现象,总体而言产业结构优化益于大气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和相对过剩的公共交通则可能加剧大气污染。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相关部门需坚持联防联控;大气环境治理应充分考虑空间集聚特征;联防联控政策的制定需充分考虑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等影响因素的非线性效应。

通过选取1998～2016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STIRPAT模型为基本研究框架,探讨了城市各类聚集要素对区域空气与水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各聚集要素对环境的影响会因污染物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对于空气污染,高产业聚集度会增加空气中SO2浓度,NO2浓度与人口密度正相关。聚集要素对区域水质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聚集度会因其外部性而抑制废水总量,同时就业越集中的地区,废水量越多。另外,水中氨氮含量也会因高产业聚集度而增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应该结合人口、产业、投资、就业等城市要素对污染的影响程度,对京津冀地区各城市聚集要素进行合理调整,另还需要积极推进区域产业升级,从源头上降低污染程度。

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定量分析了京津冀三地污染物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三地污染物的排放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及人均污染治理费用的提高均能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污染企业外移现象。运用脱钩指数对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进行的分析表明:北京市近些年来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相脱钩;河北省经济增长与污染物的增长呈连接状态。这进一步说明,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北京存在污染企业外迁的现象,同时也验证了

基于SBM-Undesirable(SU)模型与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分别从效率与生产率两个维度建立城市大气环境效率评价模型,并考察京津冀城市群大气环境效率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特征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2006—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大气环境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且地区差异特征显著,大气污染减排潜力巨大;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驱动,技术效率恶化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制约因素;京津冀大气环境效率的动态演化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征,先进城市与落后城市之间的效率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特征均对京津冀城市群大气环境效率与环境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政府环境管理能力则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作用。

科学评价"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低碳政府绩效,为其低碳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极为必要。基于平衡计分卡法基本原理和客观赋权法适用条件,从顾客-财务-内部流程-学习成长四维度构建低碳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实证,利用两阶段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其低碳政府绩效水平,从国家、省域、城市自身三个层面为其低碳政府绩效提升提出对策建议。

文章基于京津冀地区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日报数据,在VAR模型框架下,采用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城市大气污染的非线性传导关系进行识别,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其联动网络结构特征。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间大气污染存在较为显著的非线性传导关系,且构成了复杂的联动网络。在稳健性网络中,石家庄、衡水、沧州、北京、秦皇岛、承德、邯郸处于网络核心,其他6个城市处于网络边缘。在最大可能性网络中,京津冀地区的13个城市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要求13个城市必须步调一致。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了基于"污染程度—网络位置"的二维分析框架,为完善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机制提供了决策支持。

植被物候是指示气候变化的重要因子，大气污染物变化对植被生长峰值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究。论文利用卫星观测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2001—2015年的时序数据，分析京津冀地区植被生长季峰值(peak of growing season,POS)、生长期最大值(maximum vegetation growth,NDVI_(max))的时间变化，探究大气污染物(PM_(2.5))对POS、NDVI_(max)的影响，阐明PM_(2.5)对POS、NDVI_(max)与气象因子响应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燕山和太行山区POS较早且NDVI_(max)较大，东南部平原POS较晚，张家口地区、燕山和太行山区NDVI_(max)呈显著增加趋势。季前降水(季前指POS或NDVI_(max)与影响因子偏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值对应的时间距多年平均POS的时间长度)对POS、NDVI_(max)的影响均较大，显著相关区域分别占研究区域的12.9%、15.2%；温度影响所占比例分别为8.7%、5.9%(P<0.1)。在PM_(2.5)的影响下，不同季节不同地区降水和温度的反馈不同；物候对由PM_(2.5)引起的降水和温度变化的响应同样具有空间异质性。PM_(2.5)导致中东部平原和北部燕山地区降水对POS的提前作用被低估，张家口北部丘陵地区POS的提前作用被高估，东部、南部平原和坝上地区温度对POS的提前作用被高估；整体来看，PM_(2.5)对NDVI_(max)的间接作用表现为降低NDVI_(max)(P<0.1)。长期来看，京津冀大部分地区，PM_(2.5)的直接作用表现为PM_(2.5)使POS提前、NDVI_(max)增大(P<0.1)。研究结果主要揭示了京津冀地区植被生长峰值对气候变化及大气污染物的响应，对深入理解不同地区植被生长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变化的响应和反馈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的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化趋势。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结构不断发展完善,节点数量明显增多,核心节点由"双核并进"演化为"四核争辉",但也存在节点等级结构不合理、次核心节点和地方节点对核心节点的支撑力不足等问题。②从人口流动网络演化过程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由双核心集聚阶段发展为多中心网络化阶段,但区域差异明显。③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对人口流动网络演化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社会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

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制度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形势严峻,建议在京津冀地区实施以排污权交易为主的市场化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对清洁大气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根据京津冀重污染企业分布特点,确定区域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范围,建立跨区域大气污染排放权交易模式。通过大气污染预报预警、污染源动态监测数据库建设、污染防治科技合作,保障大气污染排放权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的有效落实。

为了探求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实施效果，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应用合成控制法科学评估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探讨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的原因。结果表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时滞性、短期负效应冲击和区域异质性；地区政府财政实力、人力资本和人口密度是影响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出既要不断夯实协同根基、提升协同效率，更要重视“异质性”影响、突出“差异化”共治的政策建议。

为了探求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实施效果，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应用合成控制法科学评估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探讨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的原因。结果表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时滞性、短期负效应冲击和区域异质性；地区政府财政实力、人力资本和人口密度是影响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政策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出既要不断夯实协同根基、提升协同效率，更要重视“异质性”影响、突出“差异化”共治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