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额的季度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框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后三地的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额的实际值和"反事实"值进行了对比分析,据此评估该战略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该战略的实施并未显著地促进京津冀三地的经济增长,其中对天津和河北两地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额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但存在较大波动,三地的经济增长差异依然明显。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提出以来，便受到各方的广泛重视。各界普遍将经济界协同发展战略视为京津冀三地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契机，尤其是河北省更将其看作是自身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希望借此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三地的要素整合和经济互动似乎并未达到各方的预期。进入＂十三五＂以后，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内涵、动力、路径和格局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河北面临经济转型升级和＂去产能＂的双重压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景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路径和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在实践层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因而进行理论研究与总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内,构建了包含环境外部性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产业分布会先由分散状态转变为聚集状态,再由聚集状态转变成分散状态,高效率企业具有更强的流动能力;环境污染是一种分散力,会阻碍聚集的出现,降低聚集程度;污染的空间溢出是一种聚集力,会增加聚集程度。本文又进一步将模型扩展为包含了区域差异的三区域模型,验证了模型结论的稳定性。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为京津冀发展中出现的问

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支撑体系,从《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最终明确“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主题一再深化,目标一以贯之。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建构良好的分工体系和层级关系,解决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冲突,是落实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战略板块。在这个背景下,关于我国城市群的研究不断升温,涌现出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同时各种不同的评价与争议也此起

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核心支撑体系,从《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最终明确“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主题一再深化,目标一以贯之。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建构良好的分工体系和层级关系,解决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冲突,是落实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战略板块。在这个背景下,关于我国城市群的研究不断升温,涌现出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同时各种不同的评价与争议也此起彼伏,究竟该怎样客观评价我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和突出问题,如何找到问题的根源并对症下药,为此本刊邀请三位专家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讨。司劲松博士结合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经验和过程,指出我国中央政府在城市群规划中的作用是合适和到位的,认为今后应继续做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引导市场活力和城镇化内在规律充分发挥,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过程。刘新静博士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放在人口调控方面,提出从国家战略角度建立京津冀区域人口协同发展顶层规划、采用多元方法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布局、以疏散北京的部分首都功能为手段促进人口分流以及挖掘京津冀吸纳外来人口的潜力等举措,以重构京津冀人口地理和结构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层矛盾与问题。刘士林教授认为,影响我国城市群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以经济、交通和人口集聚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型城市群”,其根源在于“就经济论经济”的思维方式。战略研究和宏观治理如何从“就经济论经济”的模式中超越出来,学会并善于运用城市的方式思考经济发展和治理问题,应成为认识和探讨技术创新、经济转型和结构治理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共识。城市群的规划建设关键也在于学会“用城市的方式思考经济问题”,实现以“文化型城市群”带动城市群和区域发展进入良性循环阶段。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本质应是"共生"的关系,共生是发展的目标,"协同"是发展的方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应是实现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京津冀环保一体化、京津冀政策一体化。

利用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及河北11个城市的数据,基于环境规制视角,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演进特征进行研究。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京津冀地区环境规制直至2010年才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协同性才开始显现。京津冀的"中心"呈现出明显的"示范效应",存在"逐顶竞争"的可能,空间效应作用明显。而京津冀的"外围"则呈现"逐底竞争"趋势。进一步地,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污染溢出效应的存在,淹没了环境规制严格区的"规制收益",本地环境规制的提高并不能起到环境质量改进的作用,而邻近地区整体环境规制的提升才能使本地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因此,实现京津冀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需要增强空间关联,进一步打破行政分割,深化区域协同是区域环境规制整体提升的重要环节。

利用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及河北11个城市的数据,基于环境规制视角,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演进特征进行研究。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京津冀地区环境规制直至2010年才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协同性才开始显现。京津冀的"中心"呈现出明显的"示范效应",存在"逐顶竞争"的可能,空间效应作用明显。而京津冀的"外围"则呈现"逐底竞争"趋势。进一步地,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污染溢出效应的存在,淹没了环境规制严格区的"规制收益",本地环境规制的提高并不能起到环境质量改进的作用,而邻近地区整体环境规制的提升才能使

本文运用关系数据计量建模技术和二次指派程序方法,研究了2003—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进步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作用及路径。结果表明:FDI、技术进步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协同发展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整体来看,技术进步对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作用最大,FDI次之;分段来看,自2014年国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后,各影响因素对经济协同发展的作用力显著增强;逐年来看,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对于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作用呈现逐年增强的趋势,而FDI和人口密度的作用略有减弱,2008年以后技术进步超越FDI成为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应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立科技成果的转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技术进步日趋重要的决定作用,从而有效促进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经济区，其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但不管是从经济总量还是内部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京津冀地区仍然较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区落后，本文通过钱纳里发展阶段模型对京津冀地区进行考量发现该区域城市已全部进入工业化后期，而北京已经率先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通过区位熵指数和产业灰色关联度对京津冀的产业发展历程的经济数据进行测量后发现，发展的历程中存在着诸如产业空间不匹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等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经济学本质是实现生产性要素的重新分配与布局，＂飞地经济＂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能够促进实现区域间要素的有效流动与利益诉求的合理分配。本文首先从发展目标、利益倾向、产业联通与兼容三个维度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三地的选择进行分析，进而结合＂飞地经济＂模式在平衡利益诉求、调整产业均衡、实现共同发展方面的优势，从制度建设和飞地布局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经济区,其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但不管是从经济总量还是内部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京津冀地区仍然较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区落后,本文通过钱纳里发展阶段模型对京津冀地区进行考量发现该区域城市已全部进入工业化后期,而北京已经率先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通过区位熵指数和产业灰色关联度对京津冀的产业发展历程的经济数据进行测量后发现,发展的历程中存在着诸如产业空间不匹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等问题。

本文从京津冀地区经济收敛性测算这一角度,对三地协同发展的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研究表明,从1995—2013年的较长时期看,京津冀总体上呈现经济发散趋势,但其间经历了收敛—发散—再收敛三个阶段;从影响因素看,京津冀地区存在生产要素配置失衡、国有企业比重过高以及产业同构与结构梯度差异并存等问题。三地经济协同发展的突破路径主要在于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加快市场化进程以及合理的产业转移和错位发展。

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协同发展基础厚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全面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生态环境质量是评价区域协同效果的重要标准,科学评测协同的环境质量效果是调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走向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2004-2016年京津冀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线性回归的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协同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随着京津冀经济协同度的提高,环境质量呈现出收敛式上升。建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一步识别京津冀经济协同的环境效应的内在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由于同时存在要素禀赋效应和污染避风港假说,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通过结构效应而不是技术效应改善环境质量。最后,为了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提出了加强政府政策与市场资源配置相结合、促进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加强京津冀之间的环境治理合作等建议。